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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科举制度与唐传奇的关系浅论【摘要】唐傅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的发展已渐趋成熟。唐传奇发初于初唐，兴盛于中唐，而在晚唐渐趋衰落。究其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这与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唐代科举制度与唐传奇关系密切，这不仅体现在唐代科举制度之下形成的“行卷”“省卷”之风激发了文人士子创作唐传奇的热情,并且唐传奇作品中也寓含了科举制度对文人仕宦观念与婚恋观念产生的影响。【关键词】科举制度；唐传奇；仕宦观念；婚恋观念唐代的科举制度有着打压当时的门阀士族的需求，于是天下读书人因此有了一条进身之阶。而在各科之中，进士科是唐代科举制度中最活跃、最受青睐的科目，陈寅恪在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称，贞
2、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远。因为科举士人纷纷奔向进士科，在激烈的竞争中，行卷之风渐渐流行开来，而其以杂文诗赋取士的要求，又使得许多文人开始创作唐传奇以适应考试需求。唐代的科举制度尤其是进士科极大地促进了唐传奇的创作。一、唐代科举制度促进唐传奇的兴盛唐传奇的产生固然与其自身文体发展完善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一系列因素有关，但唐代科举制度无疑也对唐传奇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科举制度，以进士科为主要擢选人才的考试方式使得大批士子投身于此，在此种现象之下，便衍生了一系列诸如“行卷”“通榜”之类的制度。加之进士科考试后以杂文诗赋为主，愈发注重考察应试之人的
3、综合能力，诗歌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科举士子的“行卷”之作，于是，唐传奇应运而生。（一）十分受重视的进士科唐代考试科目，有“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中有“进士”和“明经”两科。与明经相比，进士科被当时视为龙头科目，唐朝历代统治者对进士科不断进行改革，优化考试内容，因此进士科也成为唐科举中发展最为完备，且同时兼具考察学识与文才能力的科目。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科极受重视，声名最旺。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土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日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土。”举子尚穿着白色素衣去应试时就已经被寄予了加官晋爵的厚望，进土科在唐代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4、而且唐代土子还有“乞衣”的传统，凡是举子应试穿过的白色素衣，在他们及第以后，便会被落榜的土子要去，作为一种吉利的兆头，以求自己来日可以考中。固然这一行为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也从侧面体现了进士及第对当时士人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同时，唐传奇的兴盛时间与唐代科举制度的兴盛时期是一致的。程千帆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指出：“如今流传下来的行卷故事，如果在唐人小说、杂记中有所记录，绝大多数都产生于中唐、晚唐时代。但是行卷风尚的兴起则必然开端于永隆二年，因为这一年的进士科加试了杂文。”傅璇琮认为这一推断是审慎的，初唐文献中也确乎没有发现举子行卷的记载。以文辞的优劣定去取，为行卷之风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
5、中唐行卷之风的流行，也促进了唐传奇的创作。（二）行卷之风与唐传奇的创作所谓行卷，就是准备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整理，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呈送给当时的达官显要，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自己，从而增加自己中举的机会。在科举考试的录取过程中，所作行卷诗文之优劣，对于考试结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唐代士人朱庆馀就曾写过赠张水部一诗，作为投卷进献，诗中也描绘了他诸般忐忑的心情。据金华子杂编的记载，朱庆馀科考之时正好碰上张水部主考，遂一举登第。唐代进士科激烈的竞争是行卷之风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前文所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土”就形象地说明了进士科相较明经科的难度要大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明经科以帖经为主
6、的考试方式相较进士科更为简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每年投考进士科的人数众多，不似宋代科举取土人数众多，唐朝每年只二三十个名额提供给举子，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这也无怪乎当时进士登第被称为“登龙门”。由此，为了博得中举机会，行卷、省卷之风便风行开来。唐代科考的不糊名制度是促使行卷之举风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试卷不糊名，所以考官可以看到试卷是出自哪位考生之手，这就使得主考官在试卷之外，还可以依据考生所呈送的作品来决定举子是否能登科及第。由此，行卷便显得尤为重要，一时蔚为风尚。并且，投卷也与当时重才学、尚文采的社会风气相适应。唐代的行卷干谒等行为可谓是一项公开化的活动，在文人雅士眼中，践行这些文化活动并
7、不有损气节。相反，唐代礼贤荐贤的风气十分盛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行卷干谒也自然被文人士子们上升到为国，为军，为民和为天下的高度。行卷之外，省卷也是考官考量举子才学的一个重要依据。省卷是考生按规定在考前向礼部交纳的秋卷，从中可以看出应试举子们平日的才学功底，这一行为也叫“观素学”，供考官们省试录取时做参考之用。元结在文编序就提到其书乃是他进卷之作。高宗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主持科考，主张更新进士科，其中就包括增试杂文这一举措，至开耀元年(682)正式推行。这一改革更加注重考生的综合能力，使得行卷的作品也从单一的诗赋向唐传奇的创作发展。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举子将自己平日所作诗文
8、加以投献，谓之行卷。过了数日再次投献，便被称谓温卷，幽怪录等唐传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因为唐传奇篇幅较长，考察能力比较全面，可以看出考生的史才、诗笔、议论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诚然，进士科所考甲赋、律诗可见其诗笔；试策可见其议论之才；唯史才,须用传奇小说这种叙事写人的体裁来加以展示。并且程千帆认为，由于考题的限制和文字的程式化，考生须得在考试之外以行卷的方式呈送详尽完整的传奇小说来展示其叙事能力。此外，青、迅也曾指出，唐代诗歌已经成就甚高，再难推陈出新，为了博得人们的关注，有的文人就转而开始写传奇，希图一新耳目，以获得意料之外的效果，于是那时的传奇文，也就承担起了科举考试的敲门砖的功能。
9、除了要展示其叙事能力外，唐传奇新异的特点也是众多举子选择其作为行卷之文的重要原因。（三）进士宴集与话异活动唐代科举士子好宴集聚会，游历唱和之风。究其来源，应当与唐代科举及第后的宴集有关。唐摭言记载，当时的宴会类型多样，有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等，不一而足，而以进士及第后的宴集活动最为丰富。如探花宴，即进士及第后的杏园初宴，宴席之间再挑俊秀者二人为探花使，策马长安名园，折花助兴。孟郊所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即指此情形。探花宴之后又有题名会、曲江宴等集会。唐摭言载曲江宴盛况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弹述。”才学修
10、养较高的科举文人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又都有着征奇话异的共同趣好，于是，大量的传奇小说便在这些才华横溢的文人笔下诞生了。陈鸿长恨歌传就说明了陈鸿此传的由来。元和元年十二月，白居易正于急屋任校书郎，陈鸿与王质夫恰好在此处安家，于是三人相约在闲暇的时候游仙游寺，白居易因追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情事而写下了长恨歌，陈鸿在此基础上作传，因此便有了唐传奇的名作长恨歌传。虽然王质夫生平难以考证，但陈鸿与白居易同为进士出身是可考的，因此，可以见出科举士子们的游聚话异活动与唐传奇的诞生确有关联。同样，元稹也在其莺莺传末写了这篇传奇文的由来：贞元年间九月份，执事李公在靖安里第留宿，谈及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李公非常欣赏，
11、大加称赞，于是写下了莺莺歌，以佐元稹莺莺传。可见，元稹莺莺传的创作也与文人话异有所关联。此外，沈亚之的异梦录、沈既济的任氏传都载有文人相聚话异的场景。足以见得唐传奇确多在文人士子的相聚话异活动中产生。二、唐代科举士人心理在唐传奇中的映射唐传奇多取材于唐代特别是中唐的社会现实，涵盖了爱情、历史、政治、豪侠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唐传奇的创作者又多为科举士人，因此，透过这些作品，可以洞见科举制度影响下唐代文人的心理脉动。由于唐传奇作品中所表露出的文人士子们的心理活动又集中于仕宦与婚姻两个方面，所以本文着重对这两点进行论述。（一）仕宦观念成绩斐然的唐传奇作品的创作者多有着科举考试的背景。冯沅君对传奇
12、文、专集、杂俎等唐代60多种文言小说作者身份进行了统计，指出唐传奇中的优秀作品多出自进士之手。所以，这些唐传奇作品中无可避免地会映射出土人们的仕宦观。1.热衷功名唐代的科举制度有着打击门阀贵族的需要，于是统治者通过这一制度大力拔擢人才，有志于改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社会局面，许多寒门子弟也便有了跻身仕途的机会。虽然进士及第仅具有做官的资历，还要通过吏部铃选方能授官，但毕竟意味着他们极大可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为优渥的生活环境，甚至被提拔为翰林学士者即宰相的储备人选，这对科举士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也造就了他们热衷于仕途功名的观念。白行简所作李娃传中的荥阳生就是当时士人热衷功名的缩影：其
13、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汁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荥阳公对自己的儿子可谓是百般宠爱，并屡屡告诉荥阳生自己对他寄予厚望，认定他一定能一举高中。而后得知儿子竟与妓女厮混在一起，无心功名，而且流落街头以唱挽歌为生，立马斥责其侮辱门楣，并且让他脱掉衣服，用马鞭鞭打了他数百下，荥阳生最终因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而死。儿子考取功名的愿望化为泡影时，荥阳公可以丝毫不顾忌亲情，绝情至此。等荥阳生获及第殊荣入仕为官后，荥阳公又立马与儿子修好，“抚背恸哭移时,日：吾与尔父子如初。”荥阳公对自己儿子一系
14、列戏剧性的情感变化真切地反映了士人对功名利禄的看重，也是科举制度下文人的一个心理映射。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描写了谢小娥在作者的帮助之下解开谜题，最终得以为父兄报仇雪恨的故事。这个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赞扬了女性的勇敢无畏。但谢小娥传也隐含了文人对市井社会带有的居高临下的审视意味。作者虽然为小娥解答了谜语助她找出凶手，但是始终将自己与市井社会剥离开来，冷静客观地审视平民百姓的悲欢离苦，带有几分作壁上观的意味。同时，作者在描写为小娥解惑这一情节时，对自身的聪明才智大肆渲染，也带有文人自命风流的味道。自武则天时期大开制科以来，到贞元、元和年间，科举出身的文人大量跻身朝廷中高级官吏行列，科举考
15、试更一跃成为打造官僚的重要政治机器。须士及第出身便能博得一个美好前程，生活顺畅，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社会都形成了崇文风气，中唐的文人士子们也就自然生出较平民而言的优越感，从而自视甚高。2.仕途虚幻据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统计，唐朝统治者在位期间的260多场科举考试中，进士人数达到六千八百多名，平均每场录取进士二十多人。尽管录取的人数很少，每年依然有大量的读书人进京赶考，以谋求一官半职。这就使得名落孙山成了许多土子的必然命运，失去了做官这个谋生之道的文人便不得已陷入困窘的生活之中。或是能够金榜题名者，终其一生不过蝇蝇小官，有着满腔抱负不得舒展，困于宦海沉浮，陷入官场倾轧。这些未能及第的读书人与
16、长期任微职又饱受颠沛之苦的文士，便逐渐生出了仕途虚幻之感。沈既济的枕中记中，出身贫寒却热衷功名的卢生于青瓷枕上黄粱一梦，梦中仕途顺利、享尽人间富贵。仕途顺遂之时忽而遭遇同僚的陷害，几有性命之危。而后皇帝为卢生平反冤案，再度为官的卢生已经不似先前那般热衷于功名，而是屡次上表请求还乡，最后病故。卢生一觉梦醒，店主蒸的黄粱犹自未熟。作者在文末写道：“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卢生一梦体悟到了仕途之虚幻，与先前“土之当世，当建功树名，列鼎而食”的慷慨抱负形成鲜明对比。沈既济本人也曾任左拾遗和使馆修撰，在枕中记中，借吕翁之口告诉世人人生所历浮沉不过尔尔。仕宦种种看似烈火烹油，实则就如卢生一梦一般，终究是一场虚妄。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