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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当前的重要实践，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党建国家的发展历程、解决当前紧迫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及政党的再社会化诉求，决定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基层党建主要通过组织嵌入、资源整合、行动倡导、价值引领和体制协调等5个方面引领社会治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也还存在着党建引领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性不够、“党政包办”有余而引领共治不足、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认同度还不高，以及制度供给过剩而有效约束不够等问题。已有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应从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议题、平衡政党与社会的双重研究视角和更新和丰富研究方法等3个层面，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2、研究。关键词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政党与社会关系基层社会治理是广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有效治理基层是有效治理整个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有学者认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而且它的实现程度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出现了“党建引领”的重心转向，这一研究转向既是基于对事实的观察，即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确实加强了“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治理结构;也是一种价值期许，即认为只有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共治模式，才能提高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这些是目前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的主流观点
3、、实践中的主要趋势。就既有研究来看，学界主要回答了3个方面的问题，即基层社会治理中为何要加强党建引领、党建如何引领基眉社会治理以及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还面临哪些困难、出路何在。当然，也有学者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较为深刻的辩驳与反思，值得认真对待。一、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逻辑缘由近年来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越来越突出和强调党建引领的作用。总体来看，已有研究着重从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解决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紧迫问题，以及促进政党再社会化等3个角度回答了党建为何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国家、政党和社会这三重逻辑阐明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一）党建国家
4、的发展历程奠定了党治社会的历史前提。就基层社会治理来说，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之所以要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和作用，不仅是实践的需要，更有深刻的历史缘由。一些学者提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弱组织性”决定了社会自身不可能实现组织起来的目标，而中国现代国家的未及建立，也决定了国家不可能承担起组织社会的责任。由一个高度组织化和强调纪律性的列宁主义政党来组织社会，领导社会大众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组织新社会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路径。以党建国是这类国家发展的基本历程，党治国家则是这类国家建立以后的突出特点。由政党来组织社会是这类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实施赶超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有学者强调：“要充分考虑
5、到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它提醒我们，不能孤立地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来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现实，而必须考虑政党的因素。”也就是在这些意义上，党治基层、党治社会有了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二）党建引领是解决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紧迫问题的要求。一方面，“去组织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去组织化、现象”。尤其是在城市，由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基层社会的“去组织化”特征更为突出。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去组织化”
6、的直接后果，就是利益表达的个体化方式盛行，个人的利益诉求只有通过“把事情闹大、才能得到解决，而这显然不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另一方面，学者们强调再组织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程盈琪提出，越是“去组织化”的社会，“社会也就越是不具有可治理性需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在政治过程中加入更多的机制以使社会、再组织化最后，人们强调，执政党是促进社会“再组织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力量。有学者提出，必须要考虑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政党在场”，因为“党建引领并非是一厢情愿，政党在场有社会治理的理论支撑，也有现实的政治需要”。现实“需要一种主导性力量来激发和整合社区资源，走出社区治理困境”，对中国来说，
7、这个主导性力量只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建引领成为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三）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政党再社会化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向来是一个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政党,社会化是其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有意识地从一些领域退出，推动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不断出现，以释放社会的活力，促进社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兴经济领域和新兴社会空间不断生长，学界甚至认为中国已然出现与国家相分立的市民社会。新世纪以后，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越发多元，利益诉求越发多样，更是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巨大挑战。有学者发现，一些基层党组
8、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或是出现“边缘化”的现象，这些无不是政党与社会“脱嵌”的结果。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这等于是明确提出了政党“再社会化”的要求。嵌入并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政党“再社会化”的根本途径。通过治理实现“再社会化”，主要就是政党要联系社会大众、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思潮并引领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也已经认识到，面对诸多“无行政权力依托”的社会领域，党要重建对社会的影响力，必须要打破“单位制”党建的藩篱，跳出体制内党建的束缚，增强党与社会的联结。与以往“主宰社会”的联结方式不同，今天的联结更多是
9、通过“服务社会”而实现。只有嵌入并引领社会治理，政党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增强其社会影响力。这也正是当前人们关注并推崇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因所在。二、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许多城市都进行了创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如上海的“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北京的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浙江金华的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等。不少学者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进行了概括总结，尽管学者们对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具体机制的论述有所差异，但是总体来看，这些机制主要在于:（一）组织嵌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首要内涵，就是推进党的组织嵌入，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社会各个领
10、域的广泛联结，以实现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的目标。有学者发现：“通过组织、再嵌入、实现对新型组织和社会空间的领导，成为党在基层治理的行动目标和策略。”组织嵌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层党组织的横向拓展。一些学者研究了党组织向新兴领域的拓展，发现“相比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这一敏感话题，人们在党组织是否应当进入新生社会空间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显然要小得多”，国内外众多因素促使执政党采取了向新生社会空间全面渗透的策略。二是基层党组织的纵向延伸。周敏晖和郝宇青发现，城市基层党组织正在向各种类型的社区团队延伸，以再造“熟人社会”，优化社会治理，以更好地实现党的社会整合功能。这些基层党
11、组织设置方式的创新，其本质是基层党组织不断将自己的触角向越来越小的社会单元推进，实际上这也是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的现代翻版。（二）资源整合。如果说组织嵌入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前置机制，那么，资源整合则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通过党建的开放性，提升政党组织的动员领导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强化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中轴作用。”基层党组织的资源整合作用，尤为体现在一些超大城市中。这些地方市场化程度高，资源高度分散于多元社会主体当中，社会治理面临复杂难题，但是，自发的集体行动却难以形成。这就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的有效介入。有学者发现，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
12、以区域化党建整合辖区各类治理资源”。还有学者发现，在农村地区，通过资源整合、统筹凝聚的组织结构等，使得“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得以贯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稳定效应，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整合分散的社会治理资源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保障所在。（三）行动倡导。一方面，学者们从理论上阐明了行动倡导的必然性。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就是破除原来的行政化思维方式，而强调政党的社会化角色。这意味着，在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发挥作用，非依托行政权力开展工作。有学者早前就已经发现：“无行政权力依托是基层党组织存在的
13、重要形式。”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但是，“党并不完全依附行政手段甚至取代行政机关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或革命式动员，干部资源、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等政党要素而非行政使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学者们考察了行动倡导的具体实践。从浙江金华的调研发现，其网格化管理的重要创新，就是将党员、党组织嵌入网格，“切实发挥网格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网格员先锋模范作用”。无论是支部建在单位上，还是支部建在城市的居民小区，抑或上海近年来大力推动的“双报到、双报告”等创新活动，就是为了使党员身份“亮出来”，推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发
14、挥，以实际行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四）体制协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加强党建引领,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破除条块之间、部门之间的壁垒，促进多部门、多主体的协同治理。一方面，学者们强调，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需要整体性治理。但政府的科层制，特别是中国政府独特的条块关系，决定了政府内部的部门分割，造成了治理权力的碎片化，从而无法有效解决、治理复杂问题。另一方面，许多人发现，党建引领是破解科层主导的社会治理困境的有效方案。通过党建引领的“政党整合治理”，有助于“突破科层化官僚体系、条块分割、的结构性壁垒，塑造具有本土化特征和比较优势的整体性政府形态”。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的核心要义，
15、就是“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着力解决基层一线跨部门、跨区域合作难题，破解基层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状态”。由此，通过基层党建的组织嵌入，整合基层政府部门，对碎片化问题进行调试,实现政府与组织化社会力量的合作治理等，以促进基层整体性治理得以形成，治理效率和合法性得到提升。（五）价值引领。基层党建要有效地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既需要上述4种相对“硬”的机制来整合多元主体的行动，更需要价值这样“软”的机制来凝聚多元社会主体的共识。一方面，许多人都认识到价值引领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孙柏瑛和邓顺平提出，价值引领在基层治理中起到了灵魂的作用，价值引领就是“执政党以自身推崇的价值标准引导
16、群众的价值判断，以期形成社会的价值共识，进而动员整合社会朝着执政目标努力的行动”。另一方面，学者们强调，基层党组织正是通过价值倡导以化解冲突、凝聚共识。政党正是通过价值引领，以消解不同价值之间或同一价值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使得“基于、重叠共识、之上的价值共识得以凝聚”。最后，学者们强调，执政党要实现价值引领，就必须要不断地进行价值创新以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党员群众愿意、喜欢参与党组织的活动，逐步了解、认可党组织的理念，才能实现价值引领，否则价值引领也会变成空谈”。上述5个方面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系统，而非各自独立的做法。应当说，组织嵌入具有先导性,因为只有将党的组织和党员广布到诸多新兴社会领域，才能为后续的资源（包括人、财、物等各方面资源）整合奠定前提和基础。同样，也才有可能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即行动倡导和价值引领、体制协调等才有基础。三、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待解难题许多学者都对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报以赞许的态度，但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