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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义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责任共同体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总目标。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中国回应未来国际秩序的方案，也是中国开展大国外交实践的政策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无论是作为一种未来秩序愿景，还是作为外交政策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政策倡议都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关注。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到被联合国接受，该理念
2、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2018年6月，“纪念联合国外空会议50周年高级别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也采纳中国提议，呼吁“在和平利用外空领域加强国际合作，以实现命运共同体愿景，为全人类谋福利与利益”。有研究认为，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共识”。还有研究发现，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反应以正面为主。伴随国内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讨论和研究，该理念已经成为学界讨论中国外交、国际形势、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等议题的重要切入点。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开的学术讨论正将其视为超越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狭隘预设的理论依据；政策界则强调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或倡议视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答案”
3、或“中国贡献”。在当前的相关研究中，大国责任、国际责任、负责任大国等与国际责任相关的议题展现出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系的趋势。例如，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责任研究实际上为理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提供了第三个维度，即责任的维度。但是,目前相关研究鲜有将国际责任议题系统地纳入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观构成的外交体系中，这既造成了该议题在中国新时代外交思想和话语体系中的滞后和缺位，也影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完善。特别是国际责任议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研究中较少得到关注，鲜有文章具体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国际责任议题之间的理论
4、关联，也很少有研究具体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责任共同体构建和责任共担等原则。基于此，本文试图全面、系统地分析责任与共同体、国际责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理论联系和实践互动，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责任共同体构建在学理方面的关系，并从多个维度分别讨论责任共同体建设的主要路径，最终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责任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从理论上说，“责任”与“共同体”是一对具有共生性的概念，责任要素在共同体的构建、互动、维系、扩展和规范等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第一，责任是一个共同体得以构建的基本因素。责任共同体是共同体构建中的内在含义。公民个体是共同体的组成原子，无论是享受利还是
5、承担义务都是界定公民的重要维度；公民可以被定义为在共同体之中“为政策和相应安排承担某种程度责任”的分子，因此，履行责任成为确定公民资格的前提条件。有学者认为，国际社会的秩序规则一方面依赖于人们认识到长期交往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则依赖于“人们认识到国际社会需要坚持对一些基本规则的道德义务”，即某种道德共同体的存在。基于责任的“关系性”特征，理查德麦基翁(RiChardMCKeon)特别指出，政治责任实际上是公民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纽带所在。第二，责任是共同体未来时间维度的重要基石。构建共同体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成长和存续包括主体、利益、价值、目标、趋势和路径等不同维度的互动与协调，其中，责任联
6、接着共同体追求共同目标和未来整体发展的角色。只有各主体扮演负责任角色并积极履行责任以及提供公共产品，才能建成共同体，因此,责任的承担需要有能力的共同体成员主动、积极且共同参与。如罗纳德多尔(ROrIaldDore)所言，一个秩序要想长久存在，有赖于道德共同体，即“一定程度上的康德式互惠和接受他人之地位的能力”，同时，其民众需要具有一种共同体意识，“各个国家的代表拥有这种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强调了责任特别是国际责任对于在未来时刻构建这种共同体的重要功能。第三，责任是维系特定共同体的重要原则。共同的事业需要共同的责任。共同体在建立之后便面临维系和运转的基本问题，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
7、着重要作用。就其本质而言，责任是共同体运行规则与操作规范的内涵所在，共同体必然会明确或者隐含规定相关主体的“责”与“任”，规定相关主体作为共同体成员可允许的行为与禁止的行为类型及其行为互动等。此外，共同体成员对其他成员以及整个公共利益都应负有责任。在各种动力之下，行为体会最终形成一种“共同体感”，促成其成员着力于“内部矛盾的消解、区域经济的繁荣、以及由此产生的区域归属感与尊严，第四，责任能够夯实共同体的利益基础，推动共同体的全面升级。利益是共同体得以确立的基础，但是仅有利益并不会推动共同体的升级，只会呈现一个松散的利益集合，很可能既会影响共同体的紧密程度，也会影响共同体的存续时间。共同体成员面
8、向共同体整体、面向同侪和面向未来的负责任行为与责任意识能够缓和成员主体在处理共同利益分配时可能面临的摩擦、冲突，塑造推动共同体良性运转的相关规则，进一步推动共同体从简单利益组合向命运共享集合的转变。责任共同体粘合起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只有确立了责任共同体，才能实现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升级。第五，责任是共同体与文明进步程度之间的界定标准之一。文明可以被定义为“政治、经济、宗教、技术、道德、社会的若干事实”，是界定共同体的重要维度。共同体运转与文明进步相辅相成，一方面，如同罗宾科林伍德(RobinCollinwood)所言，文明就是共同体中出现的某物(something)”，世界的发展归根
9、到底是文明之发展；另一方面，文明(civilization)与共同体中的“公民(CitiZen)”“公民的(civil)”等属于同源。同时责任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影响着共同体成员资格，受文明背景和内容变迁制约。在国际政治中，责任还在某种情境下扮演着“文明标准”的角色，即确定特定行为体是否属于共同体成员的功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诞生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追求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探索，也是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在这个大变局时代中，国际责任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而复杂，作为时代转变的衍生物
10、，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责任议题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并从学理和实践上展现相互成就的特征。国际责任是国家之间以及国际社会中有能力且有目的之行为主体在特定国际议题领域针对责任对象作出的回应、归责、惩罚与贡献等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国际责任并非一成不变，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其含义、内容以及形式伴随时代发展、国际结构演变和政治制度变更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责任的关注正在从“义务模型”向“社会联结模型”转变,面对全球“结构性非正义(structuralinjustice)问题，“社会联结性”越明显，责任领域中的规范期待和议题框定就越强。第一，国际责任立足不同的理论流派而展现不同的
11、侧重点。例如，罗伯特杰克逊(RObertJaCkSOn)依据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和全球主义等理论传统，从国家层次、国际层次、世界层次和全球公域层次将国际责任分为国家责任、国际责任、人道主义责任与全球公域责任。其中，超越国家视角的国际责任日益展现出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基本特征。特别是杰克逊聚焦于康德基于自然权利提出的“世界共同体(worldcommunity)和人类居住之地球球形体Cglobusterraqueus)思想，强调全球公域责任的重要性，认为人类个体成员在主权国家法律权利之前便拥有“居住的自然权利(naturalrightstoland),强调这是人类作为世界公民的权利。第二，
12、国际责任实践逐渐摆脱以民族国家为单一主体的狭隘视角，拓展到了非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其关注议题逐渐从国际层面的问题下沉到若干国内问题，其内在逻辑也开始超出法律与强制等消极维度而向积极维度的国际责任过渡。越来越多的国内问题提升为各国关注且彼此之间相互交织的国际责任，国际政治中最显著的主权制度也嵌入到责任的脉络中。其中，人权问题、“失败国家”、国内冲突和人道主义紧急危机等都成为诸如“负责任主权”和“保护的责任”等的关注对象。同时，国际责任的关注点已经从单纯关注国际秩序等高政治议题转变为同时关注高政治议题与国际共同体建设、气候变化、人权保护等低政治议题，这也展现了国际责任具有的时代性、社会性。人类命
13、运共同体理念带来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涉及范式转换、逻辑起点转换、诉求变化以及内容迭代等。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国际责任的内容、理论和政策含义，提供了以责任为维度观察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崭新视角。从思想渊源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世界主义理念、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责任共同体顺应了当前国际责任理念与实践的发展趋势。恰如杰克逊在历史经验中发现的，国际责任可能存在四种义务原则，即基于信仰(fideism)的义务、基于家长制(paternalism)的义务、基于种族(race)的义务以及基于民族的义务等。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
14、另外一种选择，即基于人类共同体的义务。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含的世界主义思想对国际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在重要性方面，世界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国际责任或世界责任思想。例如，蔡拓认为世界主义思想的重要支柱之一是“责任”“义务”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平等道德地位、权利、公正、责任等因素“始终是第一性的、最重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过共同挑战、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把世界各国团结在一起的状态”，它致力于推动国家之间以共同利益为“最大公约数”，追求一种克服分歧、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状态。其次，在关注视角方面，世界主义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共同体和世界等整体性宏大层次而不是个体主
15、义为关注单位，试图摆脱国家行为体或更微观行为体的狭隘视角。这既顺应了国际责任实践与研究的基本趋势，也会推动国际责任的未来实践与相关政策的深入。马丁阿尔布劳(MartirlAlbrc)W)指出，全球主义致力于推动人们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承担世界责任，推崇包括一切以地球的状况和与地球状况相关联的人类的安乐福祉为关注焦点的价值观。王毅指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和必由之路。对此，国际责任需要沿袭从个体主义到全球主义的路径，拓展国际责任领域的关注范围，将世界层面的共同体建设与问题解决视为自身的内容，展现该理念中蕴含的“整体意识、全球思维、人类观念”。再次，在关注内容方
16、面，世界主义思想推动国际责任将一系列议题领域囊括在内，而不仅仅关注高政治议题。与世界主义的关注视角相联系，杰克逊等将国际责任拓展到人道主义责任与全球公域责任，将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相关问题都纳入其中。有些学者关注诸如气候变化、全球减贫、人权保护、世界发展等与全球公民休戚相关的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致力于“将国内与国际问题加以综合，将全球及全人类作为一个反思单位”，超越国家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从逻辑上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求构建国际责任共同体。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赋予当前国际责任理论与政策以更多的“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责任精髓推动着国际责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和合”精神与“天下为公”等文化特色和政治上的“天下观”超越民族、种族和国家，将视野扩展到全人类。有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中国延续五千年的文化的滋养，也有研究认为，责任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