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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在南宋初以迄清初之际的五百余年时间里，以杨时无锡讲学旧址为载 体的东林书院，经历了创建、重建、拆毁与复建的命运，成为明末清初东林学人 “累积性”地编撰刊刻东林书院志的重要情愫。明末清初东林书院志的编 纂与出版经历了从“穷搜肃谄”到“捐览经理”的漫长过程，相继编撰出刘元珍、严 毂、高世泰和高廷珍等四稿东林书院志，东林学人的修志事业先后持续了一 百余年。康熙初年“前明遗贤严毂为了东林书院志的撰修事业耗尽余生，所 撰东林书院志与高世泰续志最终“合体”成为雍正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 的雏体。由于明末清初特殊的政治生态，不仅东林书院志的修志刊刻历史曲折漫 长，参与修志的大部分东林学人之生平事迹亦散佚
2、不详，这种“文化异象”在中国 古代书籍出版活动中十分罕见，反映的当是传统社会时期地方土人保存、编撰与 出版地方典籍之艰难历史的一个面相。关键词：东林书院志在中国传统书籍编撰与出版的历史中，东林书院志的编撰、刊刻和流传 在中国古代书院志中最为复杂曲折，相继经历了明清两代几辈学人孜孜不倦的努 力，历时百余年的增辑修撰而编成四稿。最终有严毂编撰、高世泰辑补的康熙本, 以及高廷珍等无锡地方精英合力撰修的雍正本，两种东林书院志梓印传世。 虽然雍正年间编撰刊行的二十二卷本院志是东林书院志中最为详备系统的一 部，但是该书院志中有关南宋以迄清初的内容实际上是辑录自康熙年间编撰刊行 的两种东林书院志，基本保留了
3、严毂与高世泰两稿院志的内容，所增文字多 是康熙八年以后东林书院与东林学人的“历史”。学界对明末清初无锡土人编撰 东林书院志的历史关注不多，对院志编撰过程、刊印流传和相关撰者情况尚 未给予详实考察。Ul溯观历史，从北宋政和元年（Iul年）杨时创建讲学精舍, 到清朝康熙初年高世泰等人主持东林讲学，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东林书院先后经 过了创建与荒废、再建与拆毁、复建的三次兴废历程，这种独特的“人文意蕴” 也成为东林学人持续编撰东林书院志的重要因素。笔者拟从图书编撰与出版的视角切入，尝试全面梳理明末以及康熙、雍正年 间四版东林书院志从起意编撰到刊刻出版的历史过程，兼对四稿东林书院 志的编撰刊刻人员的生平
4、事迹略作梳理，冀望有助于人们较为清晰地理解明清 擅替之际传统士人在地方文献的保存、编撰和出版中所做的孜孜努力与卓越贡 献。一、刘元珍与第一稿东林书院志的编撰考诸文献，东林书院志的编撰最早始于明万历后期，当时离任退隐无锡 且“居恒尝以子路自任，故为东林护道甚力”2的刘元珍，遵照顾宪成的嘱托尝试 编纂了一稿东林书院志，时人多称刘志为东林志或东林志稿，实为东 林书院志之第一稿（一般称为刘志）。高攀龙在刘志书稿前专门写了一篇序, 文末署“万历甲寅孟秋，高攀龙序”，引刘元珍在序中亦自署时间“万历甲寅 孟秋“，4所谓“万历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据此可以推知刘氏编撰 东林志大约成书于此时。此外
5、，严毂在所撰东林书院志序中称，“万历 中，载邑先辈顾端文公泾阳先生属刘本孺先生撰东林志，而高忠宪公景逸先 生为之序。时方属稿，未梓且谋始，则备未及兴废大都也”。时人姚宗典在东 林书院志序中称“属刘光禄伯先先生为之志，因未寿诸梓弗传“，6所谓“刘本 孺”“刘光禄伯先指的都是刘元珍。此外，胡慎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刻本东 林书院志序中饶有意味地指出，“先是曾有刘志，稿成而未及刊布“，这些“序 言”反映的当是明末刘元珍接受顾宪成嘱托后艰难编撰书院志的历史概况。根据以上诸家序言可知，由于明末阉党祸起和政局突变的影响,刘元珍的东 林志因资料搜集困难而未能真正完成，而且已成稿本在明末动乱的政治环境中
6、亦无法付梓刊行。因此，第一稿东林书院志的体例和内容已难以详览细考， 只能在第二稿严毂本东林书院志的“义例”和相关内容中窥见梗概。从文献出 版和学术传承的视角来看，作为东林书院志编撰史上的第一个稿本，刘元珍 东林志稿本的“未梓”“弗传的遗憾”却成为此后百年间东林土人持续编刻院 志的学术渊源和精神动力。二、严与第二稿东林书院志的编刻明亡清兴以后，在清政府重视文教的特殊政策影响下，东林书院在旧址上得 以复建，东林讲学在“遗贤”高世泰的主持下渐次复举。虽然当时的严毂仅仅出身 “前明诸生”而仕宦不显，但是凭借对易春秋等典籍的精研而受到了当时 东林学人的尊重。严毂不仅参与了东林书院的复建工作，还被高世泰等
7、人推为东林讲学首席。 当再得草庐创建和道南祠复建之际，严毂相继接受高世泰的嘱托撰写了序文。作 为一名经历了明末清初社会变迁的地方土人，严毂长期参与东林书院的复建和讲 学活动，期间有感于刘元珍东林志的“残缺”与“弗传”而留心搜集东林史料， 进而有志于“接续”刘元珍的编志工作，最终比较系统地编撰出了第二稿东林书 院志。（一）严毂生平事迹概述关于第二稿东林书院志的编撰者严毂的生平与事迹问题，传世典籍所见 有关资料十分残缺，零散而重复，仅有的几段传记资料文字不多且大同小异，其 中雍正刻本东林书院志中录有龚廷历所撰严佩之先生传，8但也仅是寥 寥二百五十八字，在东林先贤传记中篇幅实属最为偏少。考诸文献所载
8、，严毂字 佩之，无锡人，别号生轩，乡荐以后仅“仕至安吉州知州”，9宦途并不显扬。严 毂生年和年龄典籍缺载，邹钟泉引锡山志称其“为名诸生，中岁落拓，无荣 进意”，于是“窜迹湖山间，东林修复之后，时推讲席UOJ传称严毂“一生 笃学好古，手不释卷，凡经史百家靡不精究“，11学术以高攀龙为宗，晚年辑有 高忠宪公年谱高子节要东林志等书。严毂大概在康熙八年（1669年） 春夏间，还在积极记录高世泰与子侄辈”捐银输粟，协修道南祠，不匝月讫工”12 的事迹，而在康熙九年（1670年）前后高世泰等人积极谋划刊刻出版了附有高 世泰增辑“续卷的东林书院志。据此或可推知康熙九年前后严毂当已经去世, 否则此年东林志“续
9、梓”的任务不会由高世泰一人“仔肩”完成。此外，康熙十二年（1673年）东林学人“具呈邑令吴公”迎严毂神主从祀于 道南祠，称之为“明严佩之先生”，U引间接表明严毂当卒于康熙八年与十二年之 问。（二）严毂编撰院志概况在参与高世泰主持的东林书院诸多事务的过程中，严毂有感于东林书院“有 院无志”，不顾年老力衰而倾心在刘元珍东林原志基础上“穷搜往牒，肃谄方 闻”，又“因为懒订原槁，附益成书志二卷，附两东林辨暨或问，凡三卷”, 14是为东林书院志第二稿（一般称为严志）。从编撰目的和志书内容来看, 严毂书院志当是沿用了刘元珍东林志之称，如姚宗典在应严毂邀请撰写的序 即称东林原志序。从当时诸人序文中的“只言片
10、语”来看，严志是在刘志的基础上删改和增补许 多内容，故姚宗典在序文中称“今其乡后学严子佩之，慨然为诠次本末，详列兴 废事迹，并诸先传记、立朝在野不朽诸文辞，粲然成大观焉。15严志与刘 志之间这种相承、改删、增补的关系，在康熙刻本东林书院志“凡例”中已经 作了较为清晰的交代，摘引概述如下：其一，刘志有建置而无沿革，严 志则另为沿革一条；其二，刘志先贤传中自杨时至邵二泉八先生传，严 志“只字不敢增易”，而仅仅删去了“邵二泉先生传教刘瑾魏千金玉带一事“；其三, 刘志先贤传人物“盖三百余年间止载七人”，而严志”则自万历中载暨崇祯朝 三十余年间，增至十二人”；其四，刘志先贤传中对杨时等人“俱称先生”，
11、严志则据“史传本例直称诸人名讳；其五，刘志中的“祠祀巨典”，严毂秉持“末 学未敢轻议，谨仍刘本孺先生志草原文其六，严志补录”院规中识 性一篇”以示开宗明教之义；其七，在公移部分，严毂考虑刘志所录“丑寅 之际，抚按移文促毁，不无恶语相加L故“今则尽删，务存雅道其八，“书籍 祭器等，虽经毁灭”，严志“悉依原志载明”；其九，刘志原无天象内容，严 志则“增入灾祥一条，用补原志所不备”；其十，刘志无轶事，严志 则做邑志体例增加轶事；其十一，刘志义输类“有佐工、佐真、佐产等名”, 严志增“附以佐梓”，籍以“志表章曩哲之功工16综括来看，严毂书院志的“凡例” 内容虽然简略，但是却一定程度地概述了刘志和严志的
12、基本内容，以及严志与刘 志的承继和续补的学术关系。从上述“凡例”中的差异来看，严志在较好地保存刘志书稿内容的同时，适当 地增补了沿革先贤灾祥轶事等内容，使得第二稿东林书院志 较刘志的第一稿更为完备系统，故严毂自序云“于是东林之详始灿以析”，而姚宗 典亦称“灿然成大观焉（三）严毂院志价值与“遗憾”关于严毂本东林书院志的名称问题，当时诸家序言一般称严志为东林 志，后世学人多不作区别而统称为东林书院志。严毂本院志全稿只分为上卷、 下卷和附录两篇。院志前面录有严毂、姚宗典、高攀龙、刘元珍等所撰东林志 原序文四篇，序文后面附订“凡例”十三条。其上卷分为“沿革”“建置”先贤祀 典”“公移”等，下卷具分为“
13、文翰”“院规”“灾祥”“典守”“义输”“轶事”等。附录号称 “一卷”，实际上只收录了严毂所撰两东林辨和东林或问两文。从书院志内容来看，严志所收资料虽未称丰富，但在相当程度上保存辑录了 东林书院的原始文献，尤其是继承了刘元珍第一稿东林志的内容和体例，为 雍正时期大规模的撰修第四稿东林书院志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虽然严毂 在刘元珍所撰东林志稿本基础上作了大量增补，但是严毂依然认为“东林始 末，因搜辑尚未具备，即拟续梓17然而不幸的是，严毂在东林志初稿 编成不久即去世了，他不仅没能完成“续梓”的任务，所补撰的东林志亦未能 及时刊印行世。“幸运”的是严毂的“续梓”遗愿最终由其好友高世泰主持完成，而 且
14、高氏“续卷”成书的刻印本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严志的“全貌然而由于 高世泰“续梓”内容不多，在正式刊刻出版时仅仅作为严志的“续卷”附在严志稿 后，故雍正时期的胡慎遗憾地感叹道“继有严志，刊布而惜未详备，18这种“遗 憾”成为此后东林士人再次编撰院志的精神动力。三、高世泰与第三稿东林书院志的续梓高世泰（16041676年）是明末清初东林书院的实际主持人，离仕以后退 居无锡主持东林书院学务三十余年，完成了东林书院历史上第三次恢复和发展。 在同一时代的严毂不幸去世后，东林书院志的“续梓工作与刻印出版最终由 当时的“东林泰斗高世泰负责完成。（一）高世泰编刻院志缘起当严毂辑补刘元珍东林志书稿之际，以“
15、兴复东林书院为己任的高世泰 正主持着东林书院的讲学会务。在严毂去世之后，面对严毂所撰“搜辑尚未具备” 的东林志残稿和“续梓”遗愿，年近七十的高世泰毅然承担了所谓“续梓”任务。 高世泰辑补了他复建东林书院以后三十余年间东林讲学事迹与师友唱和诗文，作 为“续卷”接续在严志附录东林或问一文之后，当时多称之为东林书院志 “续志”，并请时任无锡县知县吴兴祚和师友华允谊为书志作序，被称为东林书 院志第三稿。该志实际上是严志与高世泰“续志”的“合体”本书院志，最终于康熙九年 （1070年）刊刻行世（称为康熙刻本），成为流传于后世的第一种刊刻的东林 书院志，此稿院志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完善和保存了东林书院的历史资料与学 术脉络。除了前述承续好友严毂的“续梓”遗愿外，高世泰极力增补严毂东林书 院志的用意值得关注，这需要从严毂编撰东林书院志的目的说起。严毂东 林志序称刘元珍撰成东林志后，“时方属稿未梓，且谋始则备，未及兴废 大都也“，严毂“既获睹沧桑陵谷之变，而又穷搜往牒，肃潞方闻。于是东林之详 始灿以析，因为辘订原槁，附益成书志二卷TI9。姚宗典在应严毂邀请撰写的 东林志序中亦指出，顾宪成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