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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毛诗与孟浩然诗歌殷瑶河岳英灵集评孟浩然的诗歌具有“半遵雅调”的特征。所谓“雅调的文化内涵即来自儒家经学,尤其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直接相关。研究这个问题,既可以把学界对儒家文化影响孟浩然诗歌的认识,落实到一部具体经学经典与孟诗的关系层次,也可以揭示所谓盛唐田园山水诗与毛诗经学阐释的深度联系,发现盛唐田园山水诗又一文化渊源,更可以解读孟诗比兴象征艺术与毛诗经学阐释之间的关系。一、孟浩然与毛诗语境语境是人们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语言文化纽带和社会活动的人文生态环境,诗人的社会角色以及他的诗歌创作等都受到其生存语境的影响制约。盛唐的毛诗语境是经学语境的重要分支,而且与盛唐诗关系至为紧密。孟浩然的诗与毛诗
2、语境的关系,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梳理研究。其实孟浩然与那个时代的毛诗语境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笔者拟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首先,唐代的科举制度、政策是毛诗等经学语境形成的审要原因。孟浩然开元十六年之前即四十岁参加进士考试之前,唐王朝有关教育、科举的诏令、上疏文献中,屡屡可见官方加强毛诗等经学著作经义教育、考试的要求。如太极元年,唐玄宗针对太子行释奠礼的诏令中指出“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的偏颇,必须纠正。又如开元五年,唐玄宗对明经、进士考试下诏，把精通经学义疏者提到重学尊儒、兴贤造土、美风俗成教化而弘扬先王大业的高度来加以褒奖。由上可见,唐朝统治阶层的治国方略需要经学语境来支撑和运行,经学便成为仕进
3、者们所必备的人格修养和德政知识储备。其次，毛诗教育是唐代毛诗经学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孟浩然早年的毛诗教育,其书怀遗京邑故人中说得很明白:“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昼夜常自强,辞献颇亦工”，所谓“趋庭”,指论语季氏中孔子教育儿子鲤学诗礼的典故。实际上孔子时代的诗指诗三百和孔子的阐释,而孟浩然时代的诗却指毛诗及其经学阐释,也就是诗序传笺疏所构成的经学阐释系统。在今存的孟浩然文献中,其念尔习诗礼（送莫氏外生兼诸昆李从马入西军）、“诗书孔氏门”（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升在座）中的诗，皆指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其襄阳公宅饮“谈天光六义,发论明三倒”中描述的就是诗人与襄阳公纵论毛诗六
4、义”的夸张情景,若非具有良好的毛诗教育水平和共同的语境,诗人就不可能兴会淋漓地夸耀自己对毛诗“六义”的精通,也不会描绘自己潇洒谈论的情景。最后,社交圈子也是孟浩然与毛诗语境之间的载体。许多与孟浩然交往的同时代人诸如王维、崔国辅、张九龄、韩朝宗等,都有进士科举的经学背景,他们的创作中充满毛诗及其经学阐释意义的运用现象,这种人文环境所构成的毛诗语境,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制约着人们社交的表达甚而抒情言志的表达。例如,张子容是与孟浩然过从甚密的人物,诗篇唱答较多。张子容为开元元年进土,现存其进士应考作品长安早春诗中的“鸿渐看无数,莺声听欲频”,后句即采用小雅伐木的经学阐释意义。张子容诗正是处于进士科举场的
5、当下环境,融会小雅伐木的经学阐释意义来构成诗歌意象,以抒写科举仕进的氛围,表达欲仕进的志向。孟浩然送张子容赴举“茂林余偃息,乔木尔翻飞。无使谷风消,须令友道存”,其中的“乔木尔翻飞正跟张子容长安早春诗“莺声听欲频”同出小雅伐木的经学阐释意义;而孟诗的后两句则是直用小雅谷风的序意:“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只不过把序义的刺意转化为对朋友的劝慰和期待罢了。综上所述,孟浩然的教育背景、科举背景以及社交环境等都与毛诗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时代的语境中,孟浩然的诗歌创作无论其内容或艺术都不能不受到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二、毛诗与孟浩然诗的人伦情怀抒写毛诗经学阐释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是施
6、行王政教化,王政教化本质上是以德治国的文化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的终极目的是按照儡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来阐释和建构一个稳定有序的理想宗法社会。毛诗的经学阐释按照儒家伦理道德的标准和封建政治的需要,对社会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之间的政治人伦关系进行讽谏、美颂、教化和规范,从而齐正天下。在毛诗语境中,唐代诗人抒写人伦情志的作品不能不受其或多或少的影响制约,孟浩然亦莫能外。首先,孟浩然抒写兄弟之间情志的不少作品采用了小雅常棣的话语来构建自己的诗歌意象。例如其洗然弟竹亭“俱怀鸿鹄志,共有鹘鹑心”,出自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孔颖达疏日广以喻兄弟既在急难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性。
7、孟浩然诗句整合了毛诗经学阐释的意义,在全诗意境中传达出兄弟二人共同具有的鸿鹄大志以及逸气清风,从而抒写了兄弟二人所默契的清高人格。其送莫氏甥兼诸昆弟从韩司马入西军中的“壮志吞鸿鹄,遥心伴鹘钩，下句则化用毛诗经学阐释义,表达了诗人愿以兄长之心伴随并佑助莫氏甥兼诸昆弟从军万里,施展鸿鹄壮志,战胜急难的良好祝愿。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小雅常棣“鹊鹑在原,兄弟急难”及其相关经学阐释意义被诗人浓缩在“鹘鹑一词中,而“鹃鸽”作为意象被整合在诗人诗歌中时,却随着诗歌自身语境的变化而释放出有所差异的意义来,尽管其“兄弟1的基本人伦意义不变。其次,孟浩然有不少寄送朋友的诗歌,这些作品表达了诗人深挚的朋友情感,而其表
8、达往往采用了毛诗话语及其经学阐释意义。例如南还舟中寄袁太祝“忽闻迁谷莺,来报武陵春迁谷莺源于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孔颖达疏说有“喻朋友既自勉励,乃得迁升于高位之上”的隙喻意义,与袁太祝自岭南贬所迁武陵丞的官位转升背景正相吻合，抒写了诗人得知朋友命运转变的欣喜情怀。再次,孟浩然有些朋友居于较高地位,有的身任地方长官,孟浩然的赠送酬唱诗歌所表现的人伦关系除了一般朋友关系外更有一种上下关系,其诗歌创作采用毛诗及其经学阐释意义时则显现出另一种话语风格。例如荆门上张丞相共理分荆国,招贤愧楚材。召南风更阐,丞相阁还开。靓止欣眉睫,沉沦拔草莱”,明显是干谒诗的风格。张丞相指张九龄,开元二十五年出为
9、荆州长史,所谓“召南风”,即指贤人之化、诸侯之风0孟浩然的“召南风更阐”显然用毛诗的经学阐释意义来赞颂张九龄治理荆州的德教风范。“徼止欣眉睫”出自召南草虫亦既舰止,我心则降”,孔疏说,既遇君子成婚,知其待己以礼,庶可以安父母之心,故我心之忧即降下也，孟浩然诗句显见承绪经学阐释义,以“男女警君臣”的比兴手法来抒写自己相遇张九龄的欣喜。三、毛诗与孟浩然诗歌的隐逸意象毛诗的经学阐释把一些特定的处所阐释为贤人隐逸的精神家园,例如衡门、九泉、空谷、幽谷、阿曲、山洞、丘中等,甚而鱼潜于渊、鱼在于沼、坎坎伐檀等,都被阐释为贤人隐逸的象征。孟浩然一生经历着仕与隐的矛盾，而其隐.逸情怀不惟受道家、佛教哲学、隐逸
10、文化传统和时代风气等影响,还跟儒家文化面对人生遇与不遇的出处策略有关,尤其是跟毛诗经学阐释所高扬的贤士隐逸的清高人格有关。孟浩然的田园诗、山水诗,以及一些送别、赠答、酬唱的诗歌,常常歌咏自己的隐逸情怀,其中常常可以看到毛诗经学阐释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是毛诗的“衡门”意象在孟浩然的诗歌中的运用,如其游精思观i三王白云在后：出谷未停午,至家巳夕喊。回臃山下路,但见牛羊群。樵子喑相失,草虫寒不闻。衡门犹未掩,f?立待夫君。诗歌前两联所娓娓叙述的田园黄昏景象,与王风君子于役的日之夕矣,牛羊下来一脉相承,风格拙朴平淡。尾联虽用白描但含义转深,所谓“衡门”,出自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柄迟”,郑玄笺曰“贤
11、者不以衡门之浅陋则不游息于其下”,换言之,按照经学阐释的意义,衡门正是贤者游息的处所,栖迟的精神家园,正是贤士游息茅舍、隐逸田园的意象。孟浩然的“衡门犹未掩,伫立待夫君”,关合访友、归家、待友的构思逻辑,把自己的家园视同为贤士游息茅舍、隐逸田园的共同精神家园,而且伫立门扉,守望着具有隐士风范的友人到来,一方面包含着诗人的期待心理,另一方面则突出了二人隐逸情趣相投的嗖嘤之鸣。其次,孟浩然的都下送辛大之鄂整合了毛诗经学阐释意义来抒写隐逸田园的无奈和意趣:“南国辛居士,言归旧竹林。未逢调鼎用,徒有济川心。予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旧竹林”、“汉阴田园，之所以成为辛大和孟浩然的共
12、同追求,是因为两人同处圣明时代却未获调鼎之用的机遇,空有一腔济世用时抱负,迫不得已而归隐田园竹林。孟浩然把自己与辛大共同命运的嘤嘤之鸣用“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表达了出来。所谓“式微”出自邺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毛诗的经学阐释带有劝课君王归去之意，而孟浩然的“遥寄式微吟1如同王维的怅然吟式微*、陶翰的“怀哉式微篇”一样,改变了极谏君王归去的含义,而重新整合为劝勉君子不为所用而归隐田园山林的意义。通观都下送辛大之鄂全诗,怀才不遇的失落与隐逸田园山林的慰藉,构成了孟、辛人生旅途的文化选择和诗歌的抒情言志主题。最后,孟浩然有时密集地采用毛诗语汇来表述归隐的情景,如归至郢中作“远游经海崎,返棹
13、归山阿。日夕见乔木,乡园在伐柯。愁随江路尽,喜入郢门多。左右看桑土,依然即匪佗。此诗的艺术水平可置而不论,然而诗中的乔木、伐柯、桑土和匪佗等毛诗语汇的密集排列现象却引人注目,表明此诗有采毛诗语汇而用的自觉。因而诗首一联“远游经海崎,返棹归山阿1的“山阿,与其认同注家所谓出自九歌山鬼的若有人兮山之阿二毋宁认为当出自卫风考槃“考槃在阿”。孔疏说山阿有曲者,于隐遁为宜”,如果用孔颖达的说法,即君不用贤者,贤者志欲终处山阿而不仕君朝,来加以诠释,那么孟浩然“返棹归山阿”的文化含义和隐逸人格,与全诗的语境就更为协调吻合。四、毛诗与孟浩然诗歌的象征艺术毛诗的经学阐释把“兴”作为一种以道德伦理价值判断为旨归
14、的艺术解释方法而加以大量运用,正如有专家所说客观上促使赋、比、兴的含义由用诗方法转变为诗的表现方法”,如果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对后代诗歌创作影响角度看,则可以说毛诗经学阐释运用“兴”阐释诗的方法,客观上被诗人转换为用比兴艺术来进行创作的表现艺术,即象征艺术。以男女警君臣是毛诗经学阐释的一种重要阐释策略,例如关雎序“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这阐释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男女之逑改写为种“哀窈窕,思贤才”的君臣伦理。这种阐释策略在毛诗的经学阐释中不乏其例,这种策略被唐代诗人所接受并转换为一种“男女警君臣”的比兴象征艺术，孟浩然的诗歌也不乏以男
15、女譬君臣的象征艺术作品。孟浩然的万山潭作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唐诗品汇谓不可等同一般山水诗作品而视之,良有以也。姑引全诗如下：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诗歌前半实写清闲之境,而此境中垂钓磐石的意象则隐隐透露出种自姜尚垂钓渭水以来贤土隐逸文化的古意淡韵。后半则笔墨一转,由实写为主转向以虚写为主,由客观描写为主转向以主观叙述抒情为主,显得空灵轻盈,若有若无八炎雅清空,归趣难求。之所以打趣难求,关键在于“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三句的复杂含义和象征表达。“游女昔解佩”涉及两个出处,最早的出处无疑是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是游女的原型,魏晋时代即有遵从这一原型的用例,例如曹植洛神赋、七兽八首并序。另一个出处三见李善注文选，一是李善注郭璞江赋感交甫之伤琪”所引,其中二女当指游女。二是李善注嵇康琴赋“游女飘焉而来萃”所引,其中游女指汉水女神。三是李善注张衡句所引。这些资料表明,源于周南汉广的游女,经汉、魏晋至唐,则逐步与二女、佩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