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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投考古以钟情考古报我以柔情在新闻界，像我这样对考古报道一往情深的人可能不多，像我这样写了这么多考古报道的人可能也不多，而将考古报道贯穿职业生涯始终、且延续到了退休之后的，也许更少。这几句话，可能会让人反感，因为有王婆卖瓜之嫌，但我相信：如果有耐心读完这篇文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能够成书，源于我对西夏考古和西夏学研究的密切关注和持续报道。这方面的报道，几乎贯穿我30余年的职业生涯新闻报道要真实，要用事实说话。在这里，我也想用事实说话。2020年9月，以“追踪西夏研究、探寻西夏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史金波先生应邀为本书作序。序言一开篇，他就写
2、道：“在西夏学界，提到庄电一先生无人不晓。”紧接着，他给出了理由：“因为他已成为西夏学前行的鼓手，也成了西夏学专家们的知心朋友J在序言的末尾，他写道：“他这种浓烈的历史文化情怀和对传统文化矢志不渝的坚守，值得我们学习J史金波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西夏学专家，在西夏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他给予我如此之高的评价，确实是我愧不敢当的。不过，他称我是专家学者们的“知心朋友”，在我看来倒也贴近实际，因为我自己一直是以此为定位的。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的出版发行及随后召开的座谈会,说明相关专家、学者也是把我当做知心朋友的。尽管此时我已退休四五年了，但大家并没有忘记我、更没有冷落我，大
3、家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此前出版的几本书都没有举行过任何活动，所以这次我也没有类似想法。令我感动的是，甘肃文化出版社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竟然主动提出要联合举办出版座谈会。座谈会上的那些鼓励、那份热情，令我十分感动、久久回味，当光明日报记者的自豪感、成就感，也油然而生。我效力的光明日报，在文化界、知识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作为光明日报记者，我不仅长期受惠于它，而且也因它的影响而放大了所写文章的影响。我明白：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刊载在光明日报上，就不会有这样的影响。我只说一件事：走进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科研成果展示厅，人们可以看到一张被装入镜框的报纸，那是2010年6月10日光明日报
4、的头版，因为这张报纸的报眼刊登了我的一篇报道：宁夏大学研究成果再次印证：“西夏在中国，西夏学也在中国”。因为精心装裱并悬挂在显著位置，所以格外引人注目。2017年8月，本文作者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考察西夏黑水城遗址我对西夏考古和西夏学研究最早的报道可以追溯到20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我当记者之初。从那时起，考古就成为我一直关注的领域，即使在退休之后，我也不顾鞍马劳顿，赶到内蒙古阿拉善参加西夏学论坛，其间还穿越无人区考察了额济纳旗境内的西夏故地黑水城，先后发表了4篇报道。对这次活动，我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在宾馆连夜赶稿，一直写到深夜两点多。30多年来，我对考古报道一直乐此不疲、不遗余力。也许，我如此重
5、视西夏学、如此理解专家学者，也是他们反过来同样重视我的原因？除了西夏、西夏学，我对其他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也投入了同样的热情：不仅密切关注，而且及时报道，几乎没有遗漏。其中，对贺兰山岩画、水洞沟旧石器遗址、吴忠市发现隋唐墓葬群、固原南嫄双拥合葬墓、海原县菜园新石器遗址、同心县古生物化石、西吉县古钱币、贺兰县宏佛塔、盐池县“骨简”，我都做了充分的报道，有的还做了连续报道。这些大篇幅、多侧面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何时有了考古发现，我就何时发出报道；哪里的文物遭受破坏，我就出现在哪里，从未懈怠过其实，在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出版之前，我出版的悠悠我心艺苑飞鸿这方水土这方人满眼风光胜日寻
6、芳等书中，都收录了文物考古的报道。有些报道还成为一些专家学者援引、研究的资料。宁夏文化考古研究所曾为此专门投书光明日报社，在对光明日报表示感谢的同时，对我的报道也给予了肯定。从图2(a)低倍扫描电镜可以发现，水热和氮化后，在CNTF表面生长了白色TiN附着物。由图2(b)的高倍SEM显微结构观察表明，这层TiN以纳米阵列的形式均匀生长在CNTF表面，取向一致性好。已知纳米结构的独特排列可以提供大的表面电化学活性和用于快速离子扩散和电子传输的短路径，以提高比电容和能量密度。由图2可见，TiN纳米阵列之间拥有丰富的空间，这有利于电解质的渗透；纳米阵列的表面可以附着溶质离子，极大提升了电极对溶质离子
7、的吸附面积，有利于电容量的提升。在宁夏，我密切关注文物、考古及相关研究，从未放松；走出宁夏，我同样关注文物、考古，见缝插针搞“副业二1988年，我奉命到河南省采访一起事件，抽空采写了多篇考古报道；1994年，我被选入报社重点报道组，在完成指定选题之余，还到在北大红楼办公的国家文物局采访，先后发出了5篇报道；2002年，我参加中宣部主题采访活动来到陕西、河南，“顺手牵羊”采写了5篇文物、考古报道。2004年，我去青海省采访来自清华大学的青海大学校长李建保，抽空采访了青海省博物馆和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专家，发出了4篇文物、考古报道；2006年，参加中宣部“建设新农村”主题采访，又一次踏访西北5个
8、省区，我趁机采访了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长达三四小时的采访之后，发出了5篇“独家新闻”。其中，莫高窟北区洞窟神秘面纱被揭开，是对这个考古成果的首次披露。让敦煌国宝有个“喘息”则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反映了文物保护与利用中的突出问题，被报社评为好稿。不仅如此，我还抽时间到敦煌市博物馆采访，抓到了两条重要新闻线索，其中，敦煌发现写有汉字的西汉麻纸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不仅被评为报社年度好新闻二等奖，而且引发中央、地方多家媒体的跟踪报道。2023年，我自费到中亚三国旅游，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踏访了诗仙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在光明日报国际新闻版发出了大诗人李白在这里留下了童年的足迹！的报道，传递了有价
9、值的信息。对文物考古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和具有强烈奉献精神的学者，我都不吝纸墨、大力褒奖。其中，对曾获得毕昇奖的西夏学专家牛达生，对复活西夏文泥活字的孙寿岭，对民族史学专家、在西夏学方面颇有建树的陈育宁，对年近八旬、身体多病仍然坚持野外考察古迹的周兴华等学者，我都满腔热情地做了充分的报道。除了报道考古动态、研究成果，我还不留情面地披露了文物保护中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批判破坏文物的现象，其中，有的报道唤起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有的报道制止了破坏行为，扭转了事态。这方面的稿件有没有库房，没有措施，缺人管理：基层馆藏文物受损、被盗严重古都洛阳大量文物流散民间，应尽快划拨专项经费征集收购洛阳盗窃和走私文物犯
10、罪为何禁而不止？警惕对文物的“建设性”破坏等。对西夏古塔被炸案、吴忠城建古墓破坏案、青铜峡盗墓者被压埋案，我都及时做出了客观报道。2002年，我到陕西省子长县采访，看到鲜为人知的钟山石窟破损严重，立即发出呼吁：钟山石窟在呼救！；到河南省看了三国受禅坛和“三绝碑”，发现同样的问题，也发出同样的呼吁。对旅游开发中如何兼顾文物保护的问题，我做过长篇报道。2003年，宁夏某地在城市改造中发现大量隋唐墓葬，文物部门下达停工指令项目却不停工，逼得文化厅厅长、文物局局长亲自前往协商，我以记者的身份应邀到会，结果不欢而散,协商毫无结果。在文化官员都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我“摸了一下老虎屁股:我的独家报道，引来了中
11、央电视台的跟踪报道，气焰嚣张者最终“缴械投降”，文物保护从此纳入正轨。我对文物考古的报道，引起业内、业外的关注和重视，也成为我继续钻研业务、进一步做好报道的动力我到国家文物局采访时意外地发现，相关部门多个负责人都知道我、读过我的报道，其中一位负责人说：“你采写的考古报道，我几乎都看过！“他们还热情地接待我、向我提供多条新闻线索，我也因此发出了多篇报道。2006年，在敦煌研究院采访樊锦诗院长，我完全没有想到，她还记得我20多年前曾在甘肃工作过并到敦煌采访过。也许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她对我的采访,和盘托出，干货满满。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在一次采访中发出了5篇报道。在宁夏，我与相关专业人员的联系则更为
12、密切，也建立了互信关系。举办相关活动、发现新闻线索，他们首先会通知我，有时甚至只通知我一个记者，这也让我发出了许多独家新闻。在所有的文物考古报道中，我一直实事求是，旗帜鲜明，直言不讳，从不讨好谁、也从不惧怕谁，更没有看任何人的脸色。毋庸讳言，文物、考古属于冷门，专业性比较强，外界对相关词语也不感兴趣；考古报道，一般也枯燥、乏味，读者不会太关注，常常被边缘化。就连评选好新闻，也难有文物考古报道的一席之地。也许是这些原因，考古报道一直是个短板，许多媒体很少涉猎，即使发些考古报道，也很简略，放在不起眼的位置。 1998年，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为庄电一的第一本书悠悠我心撰写了序言并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如
13、果机械、肤浅地报道文物和考古，只会写在什么地方发现了几件什么样的文物，没有对文物价值的介绍、没有对考古意义的分析，那就不可能激起人们的兴趣，这也是许多读者“避而远之“、不愿细看、也留不下印象的一个原因。如何才能让文物考古报道更有知识性、更有可读性、更有吸引力呢？这是我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现在回头看，这里面的学问真不少，值得探讨的东西、在写作上需要创新的方面有很多。考古，考的是“古”，也能“考”记者：能“考”记者的兴趣爱好，能“考”记者的知识储备，能“考”记者的学识水平,能“考”记者的文字功力，甚至可以“考”记者的工作作风和职业操守。在文物考古的报道中，记者可以充分“展现”自己，也会大面积“暴露”
14、自己，专业人员和一般读者会通过记者的采访活动和所写稿件，认识记者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采访考古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我多次深入到考古工地，现场观摩、实地采访，也特别注重向考古专家学习。久而久之，我对考古工作也算粗通一二，对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对各个时期的文物特征，也有了基本了解,甚至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我从不敢以内行自居，对拿不准的、摸不透的东西，总是请专业人员把关。所以，我从没有犯过常识性的错误。 1989年7月10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庄电一采写的稿件天水放马滩出土七幅战国木板地图正因为对文物及考古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相关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的意义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我的
15、相关报道才能写得比较到位21世纪初，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由一位负责人出任领队，对西夏陵三号陵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我驱车到考古工地实地采访。由于事先拟定了采访计划且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所以我的采访特别深入，也问到了其他记者问不到的问题。我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提问，问得可能太多了，居然把这位我非常熟悉的领队问毛了，此人不仅勃然变色，而且毫不掩饰地宣泄不满:“没有哪个记者像你这样，问得这么细、问得这么多！我们就这点东西，如果把什么都告诉了你，我们的考古报告还怎么写、还有什么可写的？“我也生气了，毫不客气顶了回去：“问不问、问什么在我，你可以不回答，也可以用无可奉告来应付我，但我想到了这些问题，就不
16、能不问！”后来，这位领队又提出署名的要求，要在报道中署上一位考古队员的名字，我当即表示同意。报道写好后，我特意请这位领队审定、询问如何署名、署哪个人的名。结果，这位领队对稿件未提出任何修改意见，也不再坚持要署名了：“这篇报道，用的都是你自己的语言，我们没有提供任何文字材料，所以就不署名了J这个长篇通讯，对这次考古做了全面、具体、深入的报道，很快就刊登在光明日报的二版头条。2013年，在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90周年之际，我写了长篇通讯水洞沟：揭开了多少尘封的秘密？。宁夏新闻出版局阅评专家李凝祥称这篇报道将文学、新闻与考古发现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考古成果，对史前考古学也进行了科普宣传,是“硬性新闻软着陆”“文学新闻巧融合”，她还就改文风问题提出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