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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重庆锡业的兴衰往事盛行于明清锡作为一种金属材料，很早就出现在中国。秦朝丞相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记载：“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联龌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文中将江南金锡与用犀角、象牙做的器具，后宫的美女，高大优良的骏马和西蜀的颜料相提并论，可见其珍贵。新唐书食货志中有“元和初，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从中可知，当时锡的产量远远低于铜、铁的产量，但高于白银产量。如果说锡在唐代主要用于铸造五铢钱或其他铜钱合金的制品，那
2、么到了宋代，锡器已经成为一种金属加工类别，街市上有专门的锡匠铺承领锡器制作。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十三中写道：“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如中瓦前皂儿水，杂货场前甘豆汤、戈家蜜枣儿染红王家胭脂铺、淮岭倾锡铺”可见制锡为器，宋代即有。及至明清，锡器制作逐步迈入鼎盛。乾隆时期，重庆城中有大小锡匠铺数十家，名日坐铺，所制锡器自产自销。此外，还有摊贩肩挑锡担走街串巷，可定制锡器也可应顾客要求上门制作，日用器、礼器、装饰器等应有尽有。由于购销两旺，重庆城中教场一带形成了一个专门售卖锡器的市场。为了打压锡匠游摊售卖，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三月初八，巴县正堂颁布告示：“嗣后不许私在宅站打造锡器，沿街并教场摆
3、卖。”但并未收到良好效果。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游街贩卖锡器的现象愈演愈烈，对锡匠铺的生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十二月初三，巴县正堂再次发布告示：“嗣后不许私在宅站打造锡器，沿街并教场摆卖。倘敢不遵，许各铺户扭赴本县，以凭重责，各宜凛遵毋违。”这才使外来锡匠游摊售卖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与城中其他行业一样，制锡业也有官府摊派的公务。锡匠或是为每年的乡试提供器具，或是为官府提供一应用度。由于摊派的公务数量庞杂，匠人们苦不堪言。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锡匠萧吉泰、吴耀南向县衙抱怨：“凡各衙门以及迎官考试等项，具系蚁等轮流值月当差，每失去锡件，苦难尽言，累折血本。”轮流值月由锡匠铺组建的行会组织
4、点锡行负责，这一组织历来隶属于广货行，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改属为铜铅行。与生活相伴重庆地区的锡多产自云南，商家领帖后自云南贩锡来渝，再发卖给城中各铜铅行。锡器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城中还是乡间，家庭或是商铺，随处可见其身影，会馆之中也使用锡器作为祭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江南会馆文献记载，江南会馆所用祭祀器皿皆为锡质，品种有锡背光、锡香炉、锡供果座子、锡供果碟子、锡盆和锡碗等。光绪年间，临江坊居民华徐氏控告刘云村借银诈骗不还，华徐氏被骗器物清单中除了金、银、玉器外，还有大量锡器，计有锡蜡签、锡酒壶、锡灯台、锡印盒、锡磁坛、锡茶船、锡开壶和锡包壶八类共18件。光绪八年（188
5、2年）三月，直里八甲发生一起盗窃案，失主陈恒山禀官其被盗物品7件，除银饰外，还有3件锡器，分别是锡茶壶和锡酒壶。由此可见，锡器和金银器一样，在当时的家庭生活中属于比较贵重的金属用品。因锡器不易摔碎，酒馆和商栈大多置办锡质器皿。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位于城郊六角场的某栈房，所开器物清单均为锡制，包括点锡酒壶、点锡茶壶及点锡满堂红。光绪年间，乡民张陈氏控告邻居占用她家地基修建房屋开设酒馆，酒馆中的酒壶也皆为锡制品。锡酒壶之所以在清代流行，除了锡制质地轻便耐用外，还与当时重庆人的饮酒习惯有关。清代重庆人喜饮黄酒，饮用时需要温热，锡质传热快，用来温酒再合适不过。重庆湖广会馆藏有刘正顺号锡温酒瓶，
6、瓶身素面无纹，直口，圆肩，下腹收束，平底，底部铃有“刘正顺号”字样。温酒瓶瓶口设计小而直，既保证了倒出时的便利，同时能有效延缓酒温的散发，使黄酒的风味更佳。与锡温酒壶不同的是，普通锡酒壶的造型更加灵活生动，线条流畅大方，极富金属器的美感。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锡壶，葵口，器身为瓜楞形，底足有四个“人”字形支架，均匀分布于器底，整体造型颇具异域风情。重庆湖广会馆藏有清代锡酒壶一对，其造型仿造金银器，执壶有盖，盖与器身有衔环相连，流与器身之间以镂空卷草装饰，壶身刻画有花卉纹。除了锡器，锡箔是锡制品的另一大宗。因是冥器的主要材质，在清代重庆城中锡箔业颇为兴盛。因产品性质特殊，到民国时期，锡箔业也未受太大影响。及至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颁布重庆市政府取缔售卖冥钞纸钱锡箔布告，禁止一切祭祀活动，锡箔业颇受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民国初期，各种新兴的材料和工艺大量涌现，电镀、白铁、玻璃和搪瓷制品开始成为日用品市场有利的争夺者。此时，锡器在制作工艺上却没有明显改良和进步，加之纯手工制作产量低下，无法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业务范围不断缩小。但打锡一业并未消失，而是作为一种装饰技法存续下来，搭配陶瓷器和玻璃器时又呈现出别样的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