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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史通义中的史学观清代初年，浙东史学学派由黄宗羲所开创，该派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重史学研究，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清中期出现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一一章学诚。章学诚（1738年一1801年），浙江会稽人，清代史学家、史学理论家、方志学家、目录学家，他的文史通义在继承浙东史学学派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倡六经皆史，力主史意（史义），创立了更为完善的史学理论体系，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向高峰。史学的源流在文史通义开卷，章学诚即论述史学的源流：“六经皆史也”。章学诚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并不仅是“圣人立言以垂教之经”，而都应视为史学著作。历史上，经史有别的争论早已有之。北宋苏洵认为，经史自古泾渭分明，“
2、经文简约，以道法胜；史文详尽,以事辞胜”。到了明代，潘府、王阳明、王世贞、李贽则认为经史无异，已有“五经皆史”的论述。清中期，章学诚再度提出这一史学研究命题，并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在“浙东学术”部分，章学诚阐释：“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孔子倡言“见诸行事”，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史学所以经世，是史学的根本所在，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谈论史学。“六经皆史”命题之所以提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六经属政典，记录了中华上古的典章制度，因此史是先于经而存在的。“先王政典”须与“时王制度”有机统一,才能完整理解“六经皆史”的含
3、义。比如易以天道切于人事，它因时而制，在致用中不断完善，并不是因循不变，而“变”则是万古恒常的。章学诚由易推论诗书礼乐春秋，甚至凡涉著作之林“无一非史”。提出“六经皆史”显示出章学诚泛史学的倾向，但其核心目的还是扩大、深化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将史学的源流上溯至六经之前，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畴。同时，“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切人事”的致用之效，在乾嘉时期有着针硬时弊的意义。针对当时“舍今求古”的汉学与“空谈性天”的宋学两个极端导致的僵化学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表现出深刻的“经世致用”理念。史学的范畴史学发展到今天，通常认为“史料”是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材料，而“史著”则是在史料的基础上阐发“会通因仍
4、之道”，寻求其变通张弛之故”。章学诚文史通义对“史著”与“史料”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史书根据其内容，可分为“著述”“纂辑”两类。著述是史家独断之学，即史著；“纂辑”是文献资料汇编，也就是史料。基于这种认识，章学诚推崇“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纪事本末体，认为其“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兼有司马迁的史记这种纪传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种编年史的优点。章学诚对于通史亦推崇备至，认为如宋代史学家郑樵撰述的通志是真正的史著，其特点有“免重复”“均类列”“便镂配”“平是非”“去抵悟”“详邻事”的“六便”，以及“具翦裁”“立家法”的“二长”，共计8个优点。但通史也有“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的“三弊”Q章学
5、诚对史学作出的另一突出贡献，是把方志纳入史学研究范畴。中国的方志虽然起源很早，周礼郑志周志尚书禹贡都有方志的雏形，但方志一向被视为地理。章学诚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认为“地理之学，自有专门”，方志不是地理，而是“史体”，不应将二者视同。方志的内容是记载一方历史，则不应只限于地区沿革，对于史料文献的研究也应加强。章学诚主张方志在体例上要有系统性：以“通志”记载人物和大事记、以“掌故”记载制度及典章、以“文征”记载资料诗文等，再以“丛谈”作为附录进行补充。章学诚还主张各州县应建立志科机构，日常可以征集文献资料，为编修方志做好基础性工作。这些论述分布在文史通义的外篇，今天均已成为方志研究的
6、具体实践。由此可见，章学诚在我国方志学发展与完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史学的学风章学诚以阐发史意作为文史通义一书的宗旨，提倡学术研究要具备真知灼见，这与清中期的学术风气有关。他在与汪龙庄书一文中写道：“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秦芜。“清中期与明代末期学术“无本空谈”的极端现象相反，自清朝初年顾炎武开创考据学派，到了乾嘉时期，学者们已形成过分强调征实的另一个极端：治学方式僵化，整日埋头故纸堆，在典籍中寻章摘句，做材料整理、排比、考证等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学者们不谙世事，研究内容琐碎无味，也脱离了社会实际。
7、在章学诚看来，所谓“功力”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且有着云泥之别。考据学尽管确实有其内在价值，但这种表面化的材料呈现只能是“功力”，做学问则是基于材料的思考与升华，“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o所以，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出发点，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一致的，是为了阐发史意，史家通过研究洞察历史发展变化与演进，在著述中扶持世教，匡正人心。史学的任务章学诚年过花甲时，撰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表示：“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这里的“
8、世教”指的是儒家学说。章学诚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史学研究始终有着明确的任务：“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纲纪天人，是说史学不仅要记载人物、事件等基本要素，还要记载天文等自然现象，以此阐明自然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推明大道，指史学要能总结文明、社会、历史演进变化的成因与经验；通古今之变，是在特定的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结果的过程中，分析其原委，从而在古往今来的世事变迁中发现历史的规律。从这一内容来看，章学诚之所以推崇通史，恰是因为通史更利于在通览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寻找规律与秩序。史学的任务还在于“史德”的彰显。章学诚认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9、历史研究“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天人之际”所指史实的客观性高于史家的主观性，主观见解不能凌驾于客观史实之上。学者要对历史真实性有尊重的基本态度。“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史德”，是端正的治史态度。“欲为良史”，就要先具备史德。通过历史研究，学者应树立社会与“道”的内在联系，明确学者需关注社会“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现实，这是章学诚认为“立言之士”的价值追求。“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章学诚言行如一，他的大半生都在关注学术经世的问题。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后，嘉庆帝赐死和珅、查抄和府，涤荡官场、从谏如流
10、。章学诚多年以来在大江南北游历，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感触日深，在“天子虚已求言”的感召下，他先后撰写上执政论时务书上韩城相公书再上韩城相公书三上韩城相公书上尹楚珍阁学书与曹定轩侍御论贡举书等6篇政论，痛陈贪官污吏、巧取于民、卖官鬻爵等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史通义建立了完备的史学理论体系，“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史意”“纲纪天人”“史德”等史学理念深刻影响后世，对史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章学诚还在吸收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方志理论体系，并提出“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以及在地方设立“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以上都综合体现在文史通义这部著作当中，也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陈本铿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