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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德文学作品中的狐形象与伦理意蕴研究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形象，狐常现于国内外文学作品中并承载着自我欲望表达与文化伦理的投射。本文从狐的历史溯源和形象流变入手，基于中德经典文学作品聊斋志异和莱涅克狐中狐形象的特点进行分析，揭示动物形象背后障喻的人性内涵与伦理意蕴，从而探寻中德文化差异的社会伦理根源。关键词狐聊斋志异莱涅克狐动物形象伦理意蕴中图分类号”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7-2881(2024)04-0066-04一、狐形象的历史溯源与流变中国文化中的狐形象源于原始时代的自然崇拜口。先秦时期，涂山氏部族便以狐为图脾，以祈求祥瑞与庇护2。山海经将狐视为可辟邪防妖的祥瑞之物。至汉代，狐与凤
2、凰、麒麟、三足乌等皆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3。魏晋时期，狐的形象由原生态形式逐渐成为观念的载体、审美的对象，由此带来内涵与意义的变化。自搜神记中主角雌狐首次以魅惑的妖狐形象出现，狐便被打上了离经叛道的烙印。随着历史上汉族与朗人的交流愈发密切，“以狐喻胡”4的说法使狐成为亦正亦邪的代表。明清时期，以聊斋异志为代表的志怪小说走向了繁荣。除了延续前朝的吉祥征兆，狐善于变化、诡计多端的特点也被大量提及，并多被赋予人的性格或品格5。不同于中国文化中的原始崇拜，西方文化中的狐形象源于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关联。狐偷食家禽且很难被捉住促成了其“狡诈贪婪”的刻板形象。公元940年出现的最古老的动物叙事诗囚徒的逃亡
3、(？vasiondunprisonnier)中，狐扮演了一个阴险狡诈、与狼为敌的角色，这是作为“影射”的狐形象首次出现在欧洲文学作品中。随着拉丁文六步体叙事诗列那尔都斯狐列那狐的故事莱涅克狐等作品的出现，使狐诡计多端的形象不断加深，并逐步成为卑鄙野心家的象征。欧洲文学中的狐不仅是有小聪明、贪图小利的负面形象，也有“以狐喻智的正面色彩。二、聊斋志异与莱涅克狐中的狐1 .聊斋志异中的狐聊斋志异俗名鬼狐传。在80余篇与狐有关的故事中，狐的形态不同、性格各异，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基于狐友、淫狐、才狐、善狐等形象，作者以讽剌反思和追求向往两种方式将人的特征赋予狐。1.1.作为讽刺反思的狐：淫狼与善狐作为作
4、祟害人之狐，淫狐是狐形象中最传统的一类。它们总在夜晚登场，常常捉弄骚扰人类，行事轻浮放荡，以勾起人类的欲望为乐，不顾行事后果。贾儿中的狐以动物形态和半人半狐的形态交替出现，于夜晚潜入一个商人妻子的房间，勾引她偷情，商人十岁的儿子发现后，利用两个计谋斩断狐尾、杀死两只狐精。由此，狐妖的魅惑与人类的机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善狐在聊斋志异中常以“人类的镜子”的形象出现，它们拥有高尚的品德，如同人类对“圣贤”的不断追求。红玉中的狐有别于常见的美艳狐妖。她自信坚强，在冯生经历杀父夺妻、痛失爱子、失去希望时，它寻来侠客为其报仇并鼓励冯生走出阴霾，以特有的责任担当撑起了整个家庭。由此，品行高尚的狐与故事中的阴
5、险小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2作为追求向往的狐“狐友”与故事的主角有着相似的理想追求和人生理念，故事也因他们的投机而展开。胡四相公描绘了狐友张生与胡四相公间相互扶持、彼此成就，即使分别数载仍不忘故交的深厚情谊的故事；酒友中的狐友因宿醉与嗜酒成性的车生结识，因为情谊助车生积累财富，最终成为一生挚友。文狐则将狐的聪慧特征无限扩大。它们长于学问、博闻强记,甚至胜于当朝的学士。雨钱中出场的狐胡纷，被描绘为“时抽经义，则名理湛深”。狐联中的狐姐妹则深谙文字与文学,它们以一遒对联难倒诸多名士。可见，聊斋志异的狐形象更被作为一种符号，将对社会的讽刺与对未来的向往隐藏于狐的外形与特点之下。它们可以“放浪形骸”
6、，呈现未被束缚的自然状态；它们亦可以“胆大妄为“，以表达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与反驳。青凤中的耿生大胆追求爱情，却被象征礼教的青凤叔叔阻止。从叙述上看，作者的思想蕴含着与世俗礼教背道而驰的元素，但这些元素多被隐匿于故事的细腻表达中。2 .莱涅克狐中的狐动物叙事诗莱涅克狐改编自德国文学家高特舍德(JohannchristophGottsched)的德本莱因克狐。该叙事诗中的狐名为“莱涅克”，它计谋狡诈、巧舌如簧。面对其他动物的控告，莱涅克以自白辩护，并一次次化险为夷，达成计划。在对莱涅克的控告和审判中，其作为“谋略者”“谈判者”“作恶者”和“革命者”的形象生动立体地展现出来。1 .1作为“谋略者”的狐
7、作为“谋略者”，莱涅克可谓心思缜密、镇定自若。在面对具有绝对力量的褐熊布戎的言语威胁时，它没有立即回应，而是仔细聆听，寻思报复。直到确认褐熊独自前来时，才上前反驳，并提前在城堡中挖凿通道以便逃脱。在行刑台前，它能够保持冷静地思考，编织弥天大谎；面对指控，它气势不减，坚定予以反击O2 .2作为“谈判者”的狐作为“谈判者”，莱涅克“一开口便妙语连珠它善于推翻一切，用花言巧语骗人”6。与褐熊交往时，它以退为进，巧妙引出蜂蜜所在地，并将褐熊诱骗至农庄，令其惨遭毒打。一方面，它以不慎结识狼伊斯格林并在其驱使下堕落为借口，为自己开脱，以博取同情。另一方面，它以“吃不饱”到“饿不死”的巧妙转折，引出自身编造
8、的巨额财宝，以诱惑爱财的国王。可见，作为“谈判者”的狐是八面玲珑、巧舌如簧的。2.3作为“作恶者”的狐作为“作恶者”，狐有着诡计多端、睚眦必报的个性。侮辱狼的妻子、伤害狼的儿子、抢狗的香肠、咬死公鸡的妻儿，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皆是作者对狐作恶行为的控诉。在上朝途中，刚做完忏悔的狐又企图偷袭群鸡，此时的它眼里尽是贪婪；在重获生的机会时，它马上着手谋划如何杀死狼、熊和猫，此时的它心中唯有报复。它伪装成朝圣者，以咬下兔子的头；它在决斗场上用小便攻击对手并将家命名为“罪恶的洞穴”(Ma1.epartus)o由此，狐卑鄙狡诈、目无王法的形象跃然纸上。2.4作为“革命者”的狐莱涅克洞彻事理的一面同样也不容忽视
9、。当国王将派遣狼和熊施行盗窃的行为吹嘘为“光明正大”时，它敢于提出反驳，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败；当得知教会神父们坐地分赃和修教士巴结富人以便享乐时，它给予批判，发出正义的声音。它机智地利用国王对财富和权势的贪恋，巧妙地编织谎言以保全性命，并给予仇敌狼和熊应有的教训。可见，作为“革命者”的狐既明辨是非,又敢作敢为。三、狐的形象对比与伦理反思1 .人性与动物性的偏向人性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教化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其深受所处环境的影响。动物性则旨在强调与动物习性类似的野蛮、自利的性情，即“去除了人特有的文化、思维等剩下的原始性情”7。莱涅克狐中的人类以赤裸的动物形象出现，从而放大了狐的动物性。
10、作品中的莱涅克狐仅考虑自身生存，无法克制贪欲。这与自然界狐的野蛮习性别无二致。但作者也肯定了狐作为人的道德属性。它对王庭、教廷、当权者皆不屑一顾，用智谋对抗狮王使者、把狮王和王后玩弄于股掌之间。它敢于抗争，揭开动物王庭的虚伪和矫饰，将矛头直指贵族的特权、教会的腐败与虚伪堕落。事实上，对动物性的双重态度正暗合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作为人文主义起源，古希腊哲学强调自然万物的伦理本性，即认识动物本性，未有善恶之分。随着文艺复兴对人类自然本性的回归，动物性原欲被合理化。歌德正是借莱涅克狐之口直刺教士献身欲望、违背教义、偷情敛财的恶劣行径，并认为人无法完全脱离动物性而存在。而聊斋志异中的狐大多以人的形态
11、出现，它“容服都雅,谈词风雅”，能够幻化为少女、老妪、青年等诸多形象，且“颇具人情，忘为异类”8。可见，蒲松龄以“人狐复合体”压缩了狐的动物性，而丰富了其人性。它们会如人间道士一般修炼吐纳养生之术，能与人结成莫逆之交和知音挚友；在大难将至时，它们并未遵循动物避害趋利的本能，而是挺身而出，或出言提醒,或献身帮扶。以蒲松龄为代表的主流儒家思想对动物性的排斥可见一斑，即提倡动物性应被人性压制，人性应受道德伦理的规范。孟子曾将人禽之别归于是否经过了五常的教化，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更直接扼杀人性中的动物性。对于蒲松龄来说，虽并未超越儒家对动物性的
12、谴责，但在动物性自然本能欲望、活力、率性上仍有所突破。2 .实然与应然的投射聊斋志异与莱涅克狐中，狐均以二维化的形象存在，即它并非原本的动物形式，而是寄托了作者的个人理想和身体所行的审美文化符号，由此构建出作者对应然社会的蓝图。歌德笔下的莱涅克狐不仅是对已有版本形象的再塑造，且更加契合了他对革命的态度，即借狐之行为抨击以狮王为代表的朝廷委员会的无所作为，呈现出作者对社会实然与个人应然理想的投射。在莱涅克狐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所处世界的混乱残酷和对腐败与暴力的感同身受。在1822年写就的进军法兰西(CampagneinFrankreich,1792年)一书中，歌德以“一个典型的没有顾问的委员
13、会”讽刺保皇党战争委员会。这正是莱涅克狐封狮王无能的委员会的讽刺被扩大、投射到了现实。莱涅克狐所攻击的个人主义也并非下层阶级，而是宫廷中的贵族阶级，主要是任性的、自我放纵的狮王本人，以及阳奉阴违昏庸无力的委员会成员们。可见，原始材料中的中世纪封建主义对于歌德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的贵族文化而言，恰如一面镜子，轻率和轻信是普遍的时代特征，动物的贪婪混合了对金钱权力的追求，从而脱胎于动物品行，有了人的缺陷。然而，歌德并非止步于上述讽刺与缺陷，而是将希望与理想化为独创段落中对莱涅克的修饰与描绘，即在尖锐的社会批评中，形成了对应然社会的乌托邦愿景。正如歌德所言：“可是世界怎样能改善？谁都想让自己为所
14、欲为，而却用暴力去压制他人。这样我们就在邪恶中越陷越深。”他将“忠实的模拟”作为自身的伦理态度。莱涅克狐虽是一个不道德的、不可改造的“马基雅维利式”恶棍，但它也可以是一个狡黠的革命者。在革命的轰击下，莱涅克能够从内部打击腐败的贵族阶层，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结构化、压迫性的社会形式的纠正10。与歌德相似，蒲松龄将自身潦倒、壮志难酬的现实投射到作品中，借此来舒缓、释放精神与本能的痛苦或压抑，而这些苦闷正是因社会制度、科举制度的不合理而产生的。事实上，在蒲松龄之前，狐多以恶的形象示人。而蒲松龄却以拥有真情与性善美的狐形象，展现出对刻板僵化的科举制度的抨击，以及对社会价值与人性内涵的伦理反思。潍水狐中的狐
15、仙能看破人的前世今生，对于登门拜访之人，它皆热情接待，却唯独不愿与县令来往。类似讽刺官僚的故事穿插于作品各处，既反映了作者对积腐已久的封建官僚的痛恨，也代表了人民对清官当政的普遍诉求。此外，郭生中的狐可指导人类读书，体现出个体知识的局限性；狐谐中的女狐所拥有的才华远胜男子，数次救夫于水火之中。尽管聊斋志异中有着对传统狐形象的回归性描写，如描写狐的习性和狐作祟害人的传说等，但力图展现狐的人性化面孔仍是蒲松龄狐形象塑造的主要内容。通过对传统狐形象的改造和细化，蒲松龄塑造了诸个符合社会审美标准的、讨喜的“狐”。这些批判性的继承体现了他对社会与时代的独特思考。那些披着精怪面孔的美狐文狐，则是他在自己构
16、想的世界之中，对于封建道德、社会制度的无声指责与坚决抵抗和对于婚姻自由和家庭和谐生活的期待与向往。可以说，借助“狐”的形象，歌德与蒲松龄均创造了一个虚构世界。在其中，尽管有政治上的暴力与精神上的颓废，但只要有足够的运气、智慧，一个人就可以充分享受生活，实现自身憧憬的“世界历史新纪元”元四、结语对狐形象的探讨并非仅为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而对狐精故事的重述。如前所述，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加深和对社会结构、人性关系的改变，狐形象所承载的伦理意蕴也与日俱增。相比于德国文学中动物性较强、具有动物形态与习性的狐形象，具有人性美的“狐精”形象则是中国文化的独创。从伦理意蕴上看，歌德与蒲松龄均赋予了狐形象特殊的文化功能与艺术功能，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