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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体系震荡之际，中国“自然发展”之路如何打开国际新格局孰轻孰重：两个平行的世界体系作为世界体系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阿瑞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能前行多久？一个能够体现更大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否可能？他基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内在结构和扩张动力的深刻揭示，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东亚复兴语境中的中国市场经济问题的深入分析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两个文明在塑造现代世界体系的轨迹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到21世纪，人们将见证美国的衰退和东亚的进步。阿瑞吉从整个世界的大历史视野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所作的解读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其对于东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
2、现实性和前瞻性研究，为追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不合理性，以及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近年来，关于阿瑞吉的世界体系论的研究更是拓展到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跨学科价值日益凸显。一个社会以怎样的过去作为其存续的基础，又将从中获取怎样的认同要素，实际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性质及其目标追求。阿瑞吉在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视野中，考察东亚的浮沉与复兴，探讨东亚复兴语境下的中国经济的崛起，将过去“已逝”的“自然发展”道路与现在“活着”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尤其是他分析了“非自然发展”道路挑战下的中国“自然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为了反驳关于“过去”的
3、各种误解，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在阿瑞吉看来，中国相对健全的市场经济传统，成为中国重新融入地区和全球市场的加速器，也由此宣告了地区经济重新以中国为中心的崭新阶段的到来。阿瑞吉对东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特征与中国发展道路如何可能实现斯密理想型的“自然发展”道路所作的深刻剖析，在驳斥“中国威胁论”的热潮中呈现出巨大的理论张力，在历史棱镜中推动着人们深入理解中国的工业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革命传统，进一步驳斥了将中国经济奇迹视为新自由主义“成就”的观点。实际上，东方从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摆脱出来赢得独立,是世界历史新时代到来的一个可靠标志。这主要表现为资本由第一、第二世界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流动性
4、增加；第三世界国家在迅速工业化过程中破坏了集中于第一、第二世界国家的产业布局；第三世界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要求建立新型国际经济秩序。中国的历史、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比其他国家更容易争取到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力量，以中国为首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也将成为可能。那么，东亚的历史传统是如何创造出“中国崛起”的条件的？这种条件存续的空间有多大？它是否能够为中国成为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国家作出决定性贡献？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三次转移特伦斯霍普金斯曾经说过，荷兰、英国和美国前后相继的世界霸权应该被解释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一连串的“重要时刻”。阿瑞吉认为，西方
5、资本主义既关心国家的建立，也关心战争的展开。在短时间内，目前的霸权转移不仅仅是“一个更高秩序的聚变（fusion）,还是军事力量和金融力量的裂变（fission）在过去500年中，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转移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性质不同的核心国所涵盖的地域和拥有的资源一个胜过一个，控制世界体系的权力和积累网络的规模、范围也是一个超过一个。阿瑞吉将世界资本主义演变过程划分为四大体系积累周期。在第一体系积累周期中，热那亚资产阶级通过与伊比利亚岛上的封建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政治交换关系，第一次摆脱了资本权力对政治逻辑的服从，引领了历史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体系积累周期。后来的荷兰、英国和美国积累周期，都可视为
6、在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复杂性上对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某种综合。随着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的终结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的签订，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统治体系一一欧洲国家构成了单一的政治体系，它以国际法和力量均衡，扭转了帝王/教皇权威至上的观念。荷兰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取代了中世纪统治体系的中央权威，领导新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它在欧洲政治和世界政治中的活动规模、利益冲突、战争能力、立国能力远远超过了威尼斯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但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后的半个世纪里，荷兰人从未治理过他们所创建的体系，而是持续依靠军事力量朝着海外商业扩张。“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得到限制，战争是而且依然是产生国家之间力量
7、均衡的重要手段。”在此前提下，英国霸权的确立与荷兰霸权的削弱是同时展开的。在第一阶段，联合省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对欧洲力量均衡的影响，成为英国的从属军事伙伴，此时的英国正作为大西洋的领导力量出现。第二阶段，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逐渐降温，30年的降温期导致欧洲国家单独或竞相向海外扩张的企图增加。不到30年时间，竞争激化，导致第三阶段到来，其特征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斗争再次升级。在前两个阶段，荷兰的海上优势和商业优势受到英法重商主义的逐渐侵蚀，而英国的实力也日渐得到增强，加之在印度的商业扩张和领土扩张，一改以往注重维持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的活力的态度，要把伦敦变成欧洲独一无二的
8、巨额融资中心。由此，开启了英国统治下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时期，英国控制着欧洲力量的均衡，并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然而，即便是在这个和平时期，欧洲国家也参与了无数次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征服战争。与荷兰纯粹的商业体系不同,英国的世界贸易体系是机械化了的商业运输和生产体系，“它一直是领土主义的，食肉兽、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只是激发了它领土扩张的欲望。”在这个体系刚刚开始发展时，旧有的各个民族工业部门都被新工业所驱逐，新工业的传入对任何文明民族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新工业所需的原料来源于世界上最遥远的地区而不再消耗本地资源，新工业产品不仅供应国内消费，而且远销世界各地。旧时的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逐渐被四
9、面八方、普遍联系的国家交往所代替。也就是说，经过英国重建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既是一种世界经济，又是一种全新的世界帝国。这个独特的世界帝国只要存在一天，就能够促使英国政府以极高的效率治理广大的政治一经济空间，而这片空间比先前任何世界帝国所实际或可能治理的空间都要大。令人讽刺的是，尽管英国的综合能力要远远大于荷兰,但英国霸权体系的崩溃远快于荷兰。荷兰霸权转向英国霸权的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而霸权从英国转向美国仅用了一半的时间。阿瑞吉指出，随着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不断革新,空间的屏障继续被克服，英国占据世界经济中心的力量正受到一个新崛起的国家经济的削弱，这就是美国。“它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黑
10、洞二吸引着来自欧洲的劳动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与已经死亡的19世纪世界秩序迥然不同，英国霸权均衡着欧洲力量以巩固其在世界贸易中心的“王者”地位，而美国霸权则是“自上而下”的有意识行动，一方面抢在欧洲力量均衡最后崩溃所造成的动荡之前建立一个世界治理机构，另一方面，建构结构性竞争关系，将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世界霸权的争夺大战正式拉开帷幕时，美国比英国更有优势。诸如其陆地规模、隐秘的岛国特性、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吸引外资、劳动力和企业政策传统关闭国内市场大门，但却敞开吸引外国资本、劳动力及企业的大门，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美国的国民经济踏上了通向新世界经
11、济中心的大道。“这个中心与世界经济其余部分的联系，与其说是通过贸易流动，还不如说是通过劳动力资本以及企业精神的多少是单向的转移即从世界其他地方流向美国的政治辖区来实现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扩展，在20世纪充当世界霸主所需要具备的领土和资源要大得多。与前两个霸权的统治方式不同，美国霸权主张成立一些独立于国家权力、支配世界体系的超国家组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立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满足其世界政府、世界警察的幻想，从而达到保留美国霸权在合法化方面的意识形态价值。需要强调的是,“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相比,美国霸权的体制已经大大限制了主权国家按照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安排与其他国家的
12、关系以及与自己国民的关系的权利和权力。通过战争、领土扩张，以及在狭小但仍很重要的程度上通过侵犯其国民的民权和人权等手段来追求目标方面，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自由得多”。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在布雷顿森林，建立了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在广岛和长崎，新的武力手段显示出了新的世界秩序的军事基础将是什么样子；在旧金山，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合法立国和进行战争的新规范和新规定”。因此，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多边体系；相反，它是“世界贸易的一种大杂炒型的安排而且，这是一个只有美国才能组织和授权进行自卫的国际秩序。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美国的“美好时期到来了。现代世界体系于
13、是就在这几个越来越广泛的霸权转移中，逐渐达到了目前的全球规模从欧洲现代主权国家体系转变为整个世界体系的历史社会体系。阿瑞吉说，这三大世界霸权的更替，尽管在时间、方式、表现形式上有特殊性，但模式却非常相似，这就反映了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在霸权转移的结束阶段，国家体系之间力量的控制权都属于未来的霸主；二是在每次转移中都能看到一种周期性模式从最初阶段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直到顶峰时期夭折的美国世界国家，战争商业化和持续的军备竞赛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因而，一个新霸权地位的确立取决于它在军事力量和金融力量上是否都处于优势地位。具体说来，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战争巩固优势。任何霸权都是长
14、期的政治驱动和经济扩张所带来的竞争性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中的霸权必须设法获得有绝对优势的生产力、商业体系以及金融市场以确立和巩固霸权地位。阿瑞吉认为，只有通过长达30年、形成高潮的世界战争的胜利“三十年战争”(16181648),拿破仑战争(17921815)、欧亚战争(19151945),霸权才得以确立。“战争的过程扩展了胜利者的经济优势，而战后的处置又给这一优势包上了硬壳，使它免受侵蚀。”战后的格局包括这样或那样的全球自由主义,其目的有两个方面：支持霸权的决定性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如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其他国家反对霸权经济优势的努力失去合法性。当然，它也在
15、培养自己的掘墓人。由于难以阻止技术性知识向竞争对手扩散，再加上全球积累需要对持续生产进行投资，霸权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久而久之，这两种趋势先后侵蚀了霸权企业在生产、商业和金融方面的竞争优势。接下来，该体系又回到新的竞争扩张的漫长阶段，直到另一个国家设法获得建立霸权的“三重（生产、商业、金融）竞争优势”。拿破仑战争第二，通过金融扩张培植权力。在世界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金融扩张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与战争环境相对应的是为追求流动资本而展开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就像韦伯指出的那样，这些竞争给欧洲资本主义带来了独特的发展机遇。全系统的金融扩张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趋势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各国对流动资本的激烈竞争的结
16、果。阿瑞吉认为，过去和现在的全系统的金融扩张都是这两个相辅相成趋势联合发展（即使不对等）的结果。一方面，当贸易和生产的利润积累超过正常投资渠道的规模时，衰落中的霸权至少暂时处于一个接管或支配商业世界所有活动的地位，霸权国权力膨胀，避免了体系崩溃的趋势，这是霸权结构的成熟期对衰落中的霸权国来说已是“晚秋另一方面，金融扩张通过将资本分配给承诺更安全、更高回报的新兴组织，加剧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和社会冲突对于新霸权国是“初秋工如此一来，“衰落中霸权国就面临着一个西西弗斯式的苦工，要去遏制以不断更新的力气向前滚动的力量。迟早会有一个小小的骚动将天平倾斜，有意或无意地毁坏现存结构已经岌岌可危的平衡，从而引发体系组织的崩溃”，这也是新霸权建立的时刻。第三，遭遇霸权解体危机。霸权的崩溃是霸权转移过程中的决定性转折点。在阿瑞吉看来，霸权危机表现为三个截然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步骤：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居I;社会冲突激化；新的霸权模式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