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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古国时代”文明内涵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自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间、空间范围，围绕浙江余杭良渚、陕西神木石荆、河南偃师二里头等29处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解开更多史前文明的谜团与探源工程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阶段对“古国时代”文明内涵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化，解开了更多史前文明的谜团。李群介绍，大约从
2、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和“王朝”两个时代。“古国时代”，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黄河下游的焦家遗址、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中原的陶寺遗址和北方的石狮遗址等文明体，在这一时期纷纷谱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最近几年，在良渚遗址的100平方公里范围内，已经发现了350余处遗址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双组长之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介绍，“良渚遗址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和原有的11条水坝属于同一时期，这说明到良渚中期时，这30多条水坝、莫角山、反山和良渚古城都是统
3、一规划，在短时期内营建的，良渚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距今4300年至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和北方地区开展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基础。距今3800年之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王朝时代”开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说：“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了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则的网络区域。“这三年来最重要的发现，是二里头的布局更像是现代城市中的一个个街区，原来认为它只有9个格的井字形样态。目前，整个二里头遗址内可能存
4、在至少15个方格，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排除还有新增加方格的可能性。”常怀颖介绍，“每个方格的方向是垂直或平行的，方格的大小也是有规划的，体现了城市营建中的整体性布局和规划。”这种规划显示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已经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模式，标志着二里头进入了王朝国家。多学科协同提供更多“密钥”在第五阶段的工作中，多学科协同的特点凸显，为解读史前文明提供了更多“密钥”。“本次探源工程的课题，一半是由科技考古的专家来领衔的。”张弛介绍。古环境复原、遥感测绘、动植物遗存检测等已成为田野考古工作新的岗位；实验室分析技术与田野考古工作不断融合，信息获取水平大幅提升；考古方舱和考古现
5、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应用，促进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紧密结合多学科协同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辨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针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农业自古至今是文明发展的关键钥匙。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显示，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明显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重要水田遗迹表明，稻作农业发展是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复杂社会进程，并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通过多学科合作，考古学者从三星堆祭祀坑挖掘出更多的秘密。常怀颖介绍，祭祀坑的埋藏年
6、代集中在商末周初，但器物年代则有早有晚。关于器物坑的选址，结合环境考古发现，“他们埋藏器物的地方是有讲究的，是在河边偏高的台地上”。祭祀坑中的神树、神面具、神兽等器物，存在三星堆本地生产的可能性。三星堆出土的纺织品很多是家蚕即桑蚕的制品。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考古学者还发现三星堆器物坑中许多器物是可以跨坑进行拼合的，进一步揭示出三星堆祭祀行为的面貌：“把一件器物打碎，埋葬在不同的坑里，这指向了埋藏行为可能是一次性的仪式行为。”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许多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不断还原更真实生动的远古生产生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答。（记者李韵王笑妃）（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