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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国时期基本标音体系的呈现：从五音图的复原说起-上负上狎上角大校2.0001.333L778损L185益1.580大声大微大商大羽大角右损1.053损0.702砧0.9360.624益0.832后出三*右H一右向石羽右角.基rP1.0000.667京0.889损0.593益0.790R*一期-左0.627阳0.351荏0.468救0.3120.416左日左*左角左羽左角4校少0.500损0.333毡0.444姻0.296益0.395少回少微一少育少羽少角下扳0.263损0.176a0.2340.1560.208T8一THTB*下羽下角反笈0250帆0.167益0.222期0.148益0.198
2、富反三/反虎反次反-角反2:我W时期基本标音体系八度音程十个半青排列表CIDDET/K；G喟AD1.0000.9360.8890.8320.7900.7020.6670.6240.5930.527右有而右角启石抬*右羽期左客新一辑清华简整理报告刊布了两种珍贵的先秦“乐”类佚籍，笔者此前曾撰文介绍了一些初步认识（清华简五音图乐风两种古乐书初探，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5期）。其中五音图对战国时期的标音方式及其原理有较为系统的体现，尤其引人关注。五音图的结构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前提，对这个结构的复原曾面临很大困难，这里有必要先将我们的复原思路和过程进行说明。这组竹简现存36枚，缀合后有35支，其中9
3、支有残损，完整竹简长19.3cm、宽0.5cm,两道编，入藏时已完全散乱，简上无编号，简背无划痕。正面书写的内容十分特别，可分为四类：（1）中部绘有线条者5支；（2）书写文字者21支，单支简上通常书写两个字，上下分布，方向正倒相对，各简位置不同；（3）只书写墨块者8支，单支简上通常也是上下两个，各简位置不同；（4）空白无字者1支。复原工作可概括为四个步骤：其一，由于简上文字正倒相对，因此需要先确定竹简的放置方向。经观察发现，这些简的两道编痕距两个简端的位置有差，分别是3.8Cm和5.0cm,可据此统一竹简的放置方向。从大量出土竹书实物看，其编绳契口通常位于竹简的右侧，可再据之将距简端3.8cm
4、的编痕视为上道，距简端5.Ocm的编痕视为下道。其二，确定竹简方向后，第（1）组中部绘有线条的5支竹简，显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规律。经编连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线条可以恢复为一个由五条线段勾连而成的五角星。五角星原应跨简15-20（为便于说明，本文皆用复原后的竹简序号进行称引），其中简19已佚失，五角星上角位于简18上，致使重心略向左偏移。其三，在简18上，与五角星上角相对，依次倒书有“上宫”“大宫”“少宫”“诃”4个音名，每个音名下都有一个墨块作为界格，对这一格式规律的认识，是复原工作的重要突破口。经反复排列，第（2）、（3）组的内容恰好可以对应五角星的剩余四角，按向四隅方向发散书写的规律进行依次
5、编连。编连后可知，简9已佚失，原内容应是两个墨块；简6上段残损，缺失了一个墨块；简5系根据编绳位置遥缀，下端残损，应缺失了一个单字音名，可补为“巽”；简2、3上部残损，所缺之处尚可容下一个音名。其四，按照竹书书写的一般规律，将空白简置于左侧篇末（简37）o简33-37简背尚存有一组能够衔接的编绳痕迹，可对此提供佐证。经过上述工作，一幅古音图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幅图的形式犹如帛书，一些细节能反映出它经过精心设计。从五角星的绘制看，全篇应是先编后写的，方法近似清华简筮法的人身图、卦位图部分。我们推测全篇原有简37支，其展开宽度已与简长十分接近，原图应是按正方形特别制作。前文提到的五角星重心向左偏移
6、，应是为了更靠近宽度中央。从全图结构看，若右上方简2、3残损处不记音名，则有失平衡感，因此我们试补了“终反”，当然这处补文尚存疑问。至于左侧的空白简，从左下方的角组最末两个音名将墨块紧凑书写的情况看，似乎是为书写题记所作的预留。五音图以五角星为中心，从其上角开始，依逆时针序分别记载了宫、商、角、徵、羽五组音阶异名，它们可按通行文字依次转写为，宫组：上宫、大宫、少宫、诃；商组：逝商、上商、右商、左商、少商；角组：逝角、上角、大角、右角、左角、角反；徵组：上徵、右徵、少徵、巽、巽反；上羽、大羽、左羽、终、终反？o音阶异名的前、后缀修饰词，多曾见于以曾侯乙墓钟磬为代表的出土乐器铭文以及一些传世文献，
7、可按高音至低音总结为：“反一少一左一右一大一上一逝”。我之前曾提出这些修饰词具有两两对应的特点，据之能对这一标音体系形成两点认识。一是在“反”“少”之间应有“下”，国语周语下见有“下宫”，曾侯乙墓钟铭屡见“下角”皆可为证。五音图没有记“下”音，却在宫、徵、羽三组的高音区分别记有“诃”“巽”“终”，这些单字音名在本图中很可能指代“下”音。尤其在徵组中，拟补把握比较大的“巽”，位于“巽反”和“少徵”之间，可为此提供支持。二是在“左”“右”之间还应有正音的位置，从新出齐国石磬铭文“中商”来看，正音可加“中”来修饰。五音图之所以省略了正音，应与五角星的各角本就有此指示意义有关。于是，音名修饰词的完整等
8、次序列可推为：“反一下一少一左一中一右一大一上一逝”，它们与五音配合就可有45个音阶异名，形成一个基本标音体系。这个标音体系最令人困惑的是有9种音程等次。受人类听觉的限制，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大多数音乐实践都在2至5个八度音之内，先秦乐器所能演奏的音域，目前也以曾侯乙墓编钟所跨5个八度为最广。上述9种等次若视为9个八度音，显然是有违实际的。因此在整理小组讨论时有学者提出，“右一大一上一逝”同表低八度音，“左一少一反”同表高八度音，“巽反”是高八度之高八度的徵音，加上省略的五正音，五音图实际为4个八度。可是，图中各组内的音名是严格按照一定等次序列书写的，如果“右一大一上一逝”这些相邻修饰词的音名之
9、间的音程无差别，似并不合理。我过去推测：“这些相邻修饰词之间的音程很可能本不固定，标音体系只是在理论上用以区别音阶的相对高低关系，它们只有在进行音乐实践时才会形成具体的音程。”恐怕也不合适。现试提出一个新看法，这要从五角星的功能说起。五角星由“宫一徵”徵一商”“商一羽”“羽一角”“角一宫”五条连线构成，若从“宫一徵”起始，其顺序与管子地员淮南子地形训等所载的五音生成顺序相合，应是“三分损益法”的直接体现。按地员所载，“三分损益法”包括“三分损一”和“三分益一”，前者就是将基音乘以（37）/3,2/3的倒数3/2就是纯五度的音程系数，后者就是乘以（3+1）/3,4/3就是纯四度的音程系数。此法与
10、十二律结合，可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曾侯乙墓编钟用除“角”外的四音配合“四曾”“四角”“四辅，的方式，对这些半音进行标示，可能是一种地方标音特色。“三分损益法”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有“先益后损”和“先损后益”两种，前者本于管子地员，后者见于吕氏春秋音律史记律书淮南子天文训以及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等。传统十二律推算采用“先损后益”，按一益一损的顺序，可是，由蕤宾生大吕时本应是“损”，为了保持一个八度，则变为“益二是从黄钟生至第十二次，由于音差而无法再生回黄钟，天文训称其为“极不生”，因此一般算到十二次便停止了。我曾强调五音图的特点是有“角一宫”这一循环相生之线，也就意味着这些
11、音名可能是依“三分损益法”一直推算而成，为了保持八度音程和修饰音的高低规律，其中可能也存在损益调整。我们不妨做一点推测。如果以正音宫为基音，假设其相对波长是1,按“三分损益法”，可试拟表1。表中有两点要说明，一是按“三分损益法”（表中“损”指“三分损一”，即前一个数乘以2/3,“益”指“三分益一”，即前一个数乘以4/3）推演5的倍数次，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到宫音，其中应存有一定校正，于是我们拟将宫反、少宫、大宫、逝宫分别校正为宫的纯八度音程（即分别乘以1/4、1/2、2、4）o二是从宫开始，采用了“先损后益”，直至由“中”音转入“左”音，即由角生左宫，都是“一损一益”，可是由左宫再生左徵，若继续“
12、益”，则会打破音名修饰词的高低序列，因此我们参考蕤宾生大吕时的情况，将之变为“损”，下宫生下徵、右宫生右徵、上宫生上徵都是如此。这样一来，此标音体系的音域可以在5个八度之内，而且每个音的纵列都能保持一致的相对高低关系。将此验诸曾侯乙墓编钟铭文也并无抵悟。过去知道“大逝皆为正音的低音，“少”“下”“反”皆为正音的高音，现在看来“大”为低八度，“逝”为“大”之低八度，“少”为高八度，“反”为“少”之高八度，故在钟铭中也称“少某之反”。一般认为，中国古代音乐是由五声音阶发展至六声、七声音阶，这一过程自然要遇到小二度音程音名的标示问题。“变宫”“变徵”可能是这种尝试的在古书记载中的遗存，从另一角度看，
13、十二律也是增加“半音”所形成的。五音图所呈现的基本标音体系，理应也要满足半音标记的需求。在我们的推拟中，每相邻的三个修饰词所记音名，其中必有一个纯八度（相对波长比为2：1）和一个小二度（相对波长比为18:17）音程。例如，宫与少宫为纯八度，左宫与少宫为小二度；上商与右商为纯八度，与大商为小二度等等，这样就可以实现半音的标示。如果以宫的音高为“C”，可排拟表2,其中“右徵”较为特别，它与“徵”为小二度，与“角”为大二度。当然，我们推拟的这一标音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理论模型，至于是否要使用其中某一个音名，则要看具体音乐实践的需要。同时，标音体系表示的是相对音位，具体音高要靠律均来定。五音图本身应具有一定的实际用途，因此只记载了一部分音名，我曾根据其音名数量，猜想它是用于“瑟”的标音。这些看法是否能成立，还要请大家批评指正。（作者：贾连翔，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教授）（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