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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状元T=高考早已结束，但关于高考的话题仍在延续。人们总是乐于拿现代的高考与过去的科举相比。虽说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文化的血脉无法割断，延续过1300多年之久的科举文化对国人思想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来看看古代高考状元的那些趣闻吧。“状元”一词始于唐代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其间除了蒙元初期的几十年停止了一段,无论是历时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不断更迭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隋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地方豪族把持察举的特权，“九品中正制”渐废，开始试验由中央设科目，地方举人才，经考试后入仕的做法，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开端。
2、又因为隋炀帝喜文学，他始设的“进士科”后来成了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一科。唐代“选士多因隋制”，初期科目之名繁多，据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统计，“见于史者凡50余科”，是名副其实的“设科取士”、“分科举人工武则天以后，每年常规考选的科目，只有“进士”和“明经”两科了。宋代王安石变法后，只留下了进士一科，元、明、清相沿不变。虽不是“分科举士”了，但“科举”这个称谓却一直沿用下来。“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凡举人进京会试，须先到礼部投状报到，故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又称状头。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朝廷开办贡举，考取进士四人，第一名是孙伏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唐代的状元还不像后世那样受人艳羡。唐
3、代状元并不为史书所特别记录，两唐书里有传的状元，如王维、柳公权、李固言，只称“中进士第”，并不强调其状元头衔。而且，唐代考中状元也和其他进士一样，只有再通过吏部试才能入仕做官。唐代状元没有高出一般进士之上的特殊荣耀，这和当时的考试与录取方式等很有关系。状元既不是像宋代那样由皇帝经殿试“钦点”，也不是全凭考场上的答卷定名次，通常是由考官决定。而考官受人请托和接受推荐，取谁为状元都属正常现象。“关节状元”受尽嘲讽明万历初年，宰相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中了状元，引起的议论纷繁复杂，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张居正是明代最有权势的宰相，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然而功高震主的张居正，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结
4、局必定是悲剧。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不久明神宗就削夺他的一切封赠，随即抄家。万历四年(1576)乡试，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张嗣修、张懋修考中举人。这并不算稀奇，到此为止人们也不会说什么。然而到万历五年会试，张嗣修一甲二名考中榜眼。人们虽不敢明言，但怀疑的目光、私下的议论就难免了。更令人惊愕的是万历八年会试，张懋修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更让许多人心生不满。直言敢谏的御史魏允贞上疏，认为“辅史子弟不应中式”，立即遭遇贬黜。张居正位高权重，他认可了的事，谁也不能说三道四。可是两年以后张居正去世，张懋修、张嗣修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张懋修的状元策是他人代作的。结果张氏兄弟
5、的功名虽然没有被明令革除，但他们都以父罪而“谪戎”，命运也很悲惨。反对张居正的人更给张懋修加上了“关节状元”以至更难听的“野鸟为鸾”的恶名，很难洗刷清楚了。张居正死时，他的第五个儿子尚幼，有人作诗嘲讽：“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卷外因素”不可忽视在状元录取中，除了权势因素的影响外，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姓名、相貌等,有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科举时代，有时因一个名字，竟关乎得失，系于祸福。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殿试，原拟第一名是孙日恭。当大臣们把写好的名单呈明成祖朱棣过目的时候，朱棣一看就连连说，不行不行，孙暴怎能做状元。古人直行
6、书写，日与恭连起来看，看着就像个暴字。最后按皇上的意思，将第三名的邢宽点为状元。朱棣为什么忌讳这个暴字而推崇宽字？这有很深的心理因素。因为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本来没有资格做皇帝，是通过阴谋和武力而夺取皇位的，因为害怕别人说他残暴，所以对暴字有特殊的敏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这一年的殿试中，主考官们发现应试举人中有个叫王寿彭的，寿彭是寿比彭祖的意思，彭祖是传说中的老寿星，活了800多岁。为讨慈禧欢心，考官们决定拟王寿彭为第一名，呈太后审定。果然慈禧见了这个名字很喜欢，很顺利就钦点他为状元。名字取得好不好很重要，相貌长得帅不帅关键时刻也会成为决定因素。洪
7、武四年（1371）,明朝举行开国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本来拟定郭冲为状元，可是朱元璋觉得此人貌不惊人，不足以显示大明帝国的新兴气象，于是将气宇轩昂、相貌堂堂的吴伯宗点为状元，“以壮国威工宋朝状元最为“拉风”唐代科举，考试和录取透明度都很大，所谓通关节，是指在考前就和主考官约定，用不着在考场内、答卷上或在阅卷时作弊，虽不正大光明，却也不违法。自宋太祖禁止公荐，科考逐步过渡到以答卷定弃取。宋真宗时，建立起相当完备的考试规则，试卷糊名弥封，不论主考官出于什么动机受请托、受贿或是爱才，要想预定录取谁，都不能公开进行了，完全凭考场上的答卷来定录取与否。宋代比唐代更加重视科举，宋太祖亲自行殿试，由皇帝定状元
8、。殿试的定制，使皇帝成为座主,他选定的第一名门生当然重要。宋太宗曾亲自写诗赐与吕蒙正、胡旦、陈尧叟等状元。状元及第，立即授予很优的官职，并且升迁很快。北宋状元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而政绩为史家所称道者，有吕蒙正、王曾、李迪、苏易简、蔡齐等。宋代朝廷竭力给予新科进士各种荣耀。新进士录取后，皇帝亲自一一接见并赐宴（如闻喜宴、琼林宴等）；诏令宫中卫士为状元清道开路，前呼后拥，公卿以下无不驻足观望，连皇帝也行注目礼。其情景之壮观，就是出外领兵打仗、奏凯还师的将军回京，场面也不及此。宋代科举，起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治平三年(1066)英宗正式规定，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并成为定制，为历代所遵循。北宋
9、殿试前三名均称“状元”；南宋时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并为后代所沿用。状元一词的来历前面己经说明过，而第二名好比榜中的眼睛，故称榜眼。探花则源于唐朝杏园的探花宴选少年俊秀者为探花郎的习俗。明清是状元的“强化训练营”？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他们奔竞于科举之途，即使贵为魁首，也往往读的是死书，多半都是庸才，其中尤以严格科举制以后的明清为甚。如果真如他们所说，科举只能选拔出庸才，那明清科举考场可真就堕落成状元的“强化训练营”了。翻开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级考试的试卷，就不难明白。以咸丰元年(1851)辛亥恩科湖南乡试考题为例，第一场为“四书”内容；
10、第二场题目则分别来自“五经”的5本著作；第三场的题目就复杂多了，涉及的书目包括汉书、考工记、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等。考试问题的提出也很灵活，如“考工记或以为本先秦书，或以为汉博士作，何者为是；有议论古籍论点的，如“陈寿三国志尊魏抑蜀，而晋人也有谓蜀为正者，试举其人”；有讨论古人政治制度的，如“王安石行保甲法，其意亦上拟周官，而民以为扰。明王守仁行之于南赣而民以为便，其不同者何由；甚至还有考地方旅游的，如“湖南石刻奠古于禹碑，韩退之一诗，昭著于世工要求参加考试的人对家乡的名胜古迹非但要熟悉，还要引经据典加以称颂。再比如清代末科全国会试考试题中，有一场是专门针对考国际政治的，还出现了“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以及“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这两个题目。上述的科举试题，和今天的高考试题很有几分相似了，不是死记硬背便可答好的。其实，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之广泛，涉及到包括儒学、文学、史学，甚至是地方史、国际史等很多方面的知识，考查的知识点远远超出“四书五经”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