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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操求贤三令之探源高步瀛古文辞类篡笺是对姚鼐古文辞类篡的笺证之作，约成于1929年前后，当时誉为“学问之渊海，考据之门径”（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高步瀛笺究明语词源流，疏释名物典章，重在吸收辩证清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纠正对颜师古、李善等早期注释的误解，然亦偶有未能吸收颜、李注优长之处，或未能上溯语源。兹以汉武帝求贤诏为例以作说明。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跟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诉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此诏作于元封五年（前106）。是年卫青死，武帝以“名臣文武欲尽”而下此诏（汉书武帝
2、纪）。奔蹋，师古日：“跟，蹋也。奔，走也。奔跟者，乘之则奔，立则蹑人也。”李善注：“言马不良，或奔或跟，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涂。”（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7059页）高笺引王念孙“奔跟犹奔驰耳”之说，又引庄子马蹄释文李颐“跟，蹋也”之说，以为“盖疾行非马之病，奔且践则强悍之不驯，始有泛驾之患”（古文辞类篡笺，巴蜀书社，2022,3113页），故颜说不误，王说殊泥。此论甚是。然高先生亦有缺憾。“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句，李善注：“越绝书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负俗之累也。”高笺则引钱大昭引越绝书此句，反不据李善注。“泛驾之马”句,高笺引钱大昭曰“马有馀气力，乃能败驾”，然颜师
3、古已曰覆驾者，言马有逸气而不循轨辙也”，却为高笺所忽略。马或奔跟覆驾，而能致千里，士或跻弛负俗累，亦能立功名。奔蹋之马与诉弛之士，所具之才为非常，所成之功亦为非常。故武帝诏书至为关键的是开头的“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二句，其源在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更早的源头在公孙鞅。秦孝公欲用公孙鞅变法，恐天下议论,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史记商君列传）公孙鞅之意，在以高人之行见非于世来鼓励孝公变法
4、，相如之意，在以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和非常之功看待武帝之开发西南夷。武帝袭用其语，重在发现“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以振奋宣扬大汉国威。很显然，武帝大大改变了相如等人原本鼓励君主之意，而以非常之人看待“有茂材异等”的“跻弛之士”。武帝超越寻常的人才观念，后来亦有继承者。建安十五年（210）,曹操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
5、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时隔四年，建安十九年，曹操下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谨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同上）三年之后，曹操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
6、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二十二年六月注引魏书）陈寅恪以为曹操求贤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之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思想上之大变革”，目的在于“摧陷廓清”东汉士大夫所秉持的儒家道德教义，否则以其阉宦出身“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亦无从与出身士大夫阶级的袁氏等竞争（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此说甚是，但观后汉书党锢传可知，凡坚持儒家传统者，大多为中下层士人。故与其说东汉士大夫所秉持之道德仁义为曹氏所摧破，不如说儒家道德仁义早已为东汉上层阶级破坏殆尽，而成一时标榜之虚饰。曹操第一令以“
7、受命及中兴之君”的语气号召天下，强调“唯才是举”，或以为此举源出汉灵帝之立鸿都门学，其实大误。张舜徽较早指明曹操此令与汉武帝求贤诏相类。学林胜录卷一六“英雄求才不拘常格”条引汉武帝和曹操二文日：“斯二论甚相似。非有雄大略，所规者远，安能豁达至此！庸懦之君，己实无能，又乏御下之术，故必求恪恭谨饬之士以为己用，侍奉左右，惟逢迎上意而已，何由有所建树乎？夫惟英霸之主，始能破格取才，任之以事。故士之有才无行者，益得展其智能以报知己，因之得所措手以成大功、立大业者，比比也。管子有云:小谨者不大立。此亦观人之术已。士之谨言慎行、流于迂阔而不能办事者多矣。故善为君者，惟才之求，不计其细行也。”（张舜徽爱晚庐随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392页）曹操求贤三令之后二令似是对前一令的补充说明。曹操三令中“盗嫂受金”的陈平、“岂守信邪”的苏秦、“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的吴起等，正是汉武帝求贤诏中“负俗之累”者；第三令中“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云云，亦即武帝诏之“求俗之累”，故曹操所规模者乃汉武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