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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关键议题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其显著特征是告别高速增长阶段，通过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围绕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七个关键议题从学理与操作层面作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I以下为正文一、研判经济形势应重点关注发展质量目前无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还是经济专家，分析经济形势所采用的方法皆大同小异：首先是根据GDP增长率，对经济形势作总体判断；然后分别用“消费、投资、出口”的数据与上年作对比，要是今年增长速度高于上年同期，就认定经济形势向好；反之，则认为形势不乐观。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到20世纪末，用上面的方法研判经济形势无可厚非。那时中国经济正处于“起
2、飞阶段”。比如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曾明确提出：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在那样的背景下，研判经济形势当然要看“增长速度”的高低。然而今非昔比。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同时中央提出要“稳增长: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中央强调的则是“保增长”（保增长率8%）o从“保增长”到“稳增长”，这一变化所释放出的信号，是不再追求高速度，而要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在高速增长阶段，我们根据增长速度研判经济形势，那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应该怎样分析经济形势呢？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不能再用过去的老办法。因为无论GDp增
3、速还是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速，皆是数量指标，并不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的确，GDP增长率高低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可对比下面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2010年，我国GDP增长为10.3%,总产值为39.7万亿，新增产值约4万亿；第二组数据：2019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1%,总产值为99.1万亿，新增产值近6万亿。2019年GDP增长率虽比2010年低4.2%,可新增产值却多出2万亿。由此可见，GDP增长率与经济形势不可以划等号，不能说增长率高，形势就好；也不能说增长率低一些，形势就不好。事实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增长率放缓在所难免。如西方工业七国，他们在经济起飞、向成熟
4、阶段推进以及高额消费阶段，皆保持了较高增长率；而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后，增长率却明显放慢，且无一例外。再往深处想，用“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长率判断经济形势其实也不可取。从经济学角度看投资、消费、出口”皆属于一定时期的支出。支出增加，并不保证收益就一定增加；有些时候，支出增加反而可能令收益下降。个中原因，是因为支出增加后收益能否增加，要受诸多条件的约束。此点重要，让我分别解释：关于投资与收益。经济学有一个基本规律：“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意思是，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而增加投资，新增投资与新增收益的比率会不断下降。举个例子：某企业大规模增加了投资，产出也会随之增加，可若市场需求未增加、或者产品适销不对
5、路，结果形成大量库存。倘如此，投资增加后利润不会增加，甚至可能亏损。关于消费与收入。一般地讲，消费支出要由收入决定。这是说，一定时期消费支出增加，表明同期居民收入在增加。但这并非铁律。比如发生通胀后，消费支出增加也许是消费品涨价所致，而非收入增加；而有了消费信贷后，人们贷款买车买房，消费增加也不代表当期收入增加。关于出口与进口。本国将商品出口到国外可以换回外汇,但换汇本身并不是目的，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进口。说得更直白些，外汇的实质是外国对本国的欠债（或借条），若不用于进口，外汇就不过是一串数字或者一堆纸。也正因如此，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最佳状态是进出口平衡。按照
6、上述分析，那么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研判经济形势就不应再看支出，而应重点看发展质量。发展质量怎样看？近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思来想去，我认为应从收益角度看，可具体分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着点收入。总收入包括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收入。这三大主体的收入，加总起来就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不同于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反映经济质量的指标，一定时期国民收入增加，说明经济发展质量在提升;国民收入减少，说明经济发展质量下降。第二层面,看经济基本盘。所谓经济基本盘，是指失业率、通胀率、宏观债务率以及国际收支状况等。若失业率和通胀率适度，而宏观债务率可控，国际收支保持平衡，表明经济运行质量稳定。反之，如果失
7、业率和通胀率大幅上升,宏观债务率超出警戒线、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表明经济运行存在隐患，发展质量不佳。第三层面,看收入结构。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既如此，分析经济形势还应从收入结构看。若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税收保持同步增长，说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协调;反之，若居民收入增长低于企业利润增长，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企业利润增长低于政府税收增长，说明税负偏重，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二、坚持“稳中求进”应重点稳就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所谓“稳”，即稳住“经济大盘”。何为“经济大盘”？就是政府宏观调控所希望达到的四大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适度增长。若将这四大目
8、标进一步分解，则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二对“四大目标”与“六稳”的关系，若倒转过来也许更容易理解：稳就业，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稳金融，是为了稳物价；稳外贸、稳外资，旨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而稳投资、稳预期，则是为了稳增长。据我所知，迄今为止经济学者对政府调控有四大目标并无异议。大家的分歧在于，以上四大目标应该如何排序？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就对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产生过争论。凯恩斯学派主张“增长优先”；货币学派却主张“稳定物价优先”。10多年前，国内也有学者主张优先“促进经济增长”；2018年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表面看，以上只是目标排序
9、不同，无碍大局；可问题是调控目标的排序不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力点与着力点也会大为不同。从操作层面上讲，对政府调控目标排序，首先需要确定排序“规则只要规则确定了，排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那么应该用什么作为排序规则呢？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政府调控目标应将“稳定”作为排序的规则。前面说过，学界关于政府调控目标排序，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的关系；二是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若按“稳定规则”排序，“充分就业”理所当然应排在“稳定物价”之前。通胀发生后，虽然人们的实际收入会下降，但损失最大的却是高收入者；可失业不同，失业者大多是低收入者，一旦出现大面积失业，
10、势必会危及社会稳定。同样道理，“稳定物价”应该排在“经济增长”之前。经验表明，若将“经济增长”排在“稳定物价”的前面，政府通常会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大水漫灌，结果必引发通胀，最终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个国家失去稳定，经济也就不可能持续增长。正因如此，所以中央提出“六稳”首先是稳就业；其次是稳金融（物价）；再次是稳外贸、外资（国际收支）；最后才是稳投资和预期（增长）。需要注意的是，增长与“发展”的区别。在经济学里，增长是指GDP总量增加，而发展则是指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曾对此作过形象的解释：增长是指人的身体长高，发展是指人的素质提升。新发展理念就是对“发展”的最好诠释。由此可见，中央
11、提出“六稳”，是根据“稳定规则”对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也是经济基本盘。要稳住经济基本盘，必须优先保就业和民生。为此，就得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保基层运转。据公开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占到市场主体的90%,创造了80%以上的就业。这是说，要保就业和民生，当务之急是保市场主体，而重点则是要保中小企业。无须讳言，目前中小企业确实面临诸多困难。受疫情影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税费偏重，经营成本偏高以及融资贵、融资难问题仍然突出。为帮助企业降成本，国务院已推出一系列举措。如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政策的执行期限；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
12、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等等。为解决融资难问题，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持续增加首贷户，推广随借随还贷款。要求大型商业银行今年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并适当降低小微企业支付手续费。与此同时，还强调优化利率监管，进一步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引导金融系统继续向实体经济让利，确保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以上举措，对广大中小微企业无疑是雪中送炭，我举双手赞成。不过，对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我却想作一点补充。时下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责任在银行,是银行嫌贫爱富。而银行却说
13、，不给中小微企业贷款，主要是企业没有资产抵押。是的，银行信贷资金来自储户，当然要对储户负责。试想，若企业无资产抵押，日后银行贷款收不回怎么办？困难就在这里：银行希望贷款安全，而中小企业却缺少对应的资产抵押。这个困局怎样破解？政府现行的办法，是鼓励银行发放信用贷、无还本续贷。可这些措施只是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而未保证银行的信贷安全。我想到的办法,是政府出资组建担保公司，一手托两家：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同时，也为银行免去后顾之忧。三、扩大内需应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受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去年GDP增长率为8.1%,而今年上半年
14、平均增长仅2.5%。于是扩大内需的呼声很高。扩内需当然必要，但怎样扩内需却值得研究。学界流行的观点，扩内需只能从需求侧发力。而我认为在目前结构失衡的背景下，扩内需的重点是改进供给；改进供给其实也是扩内需。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再生产时，曾提出“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两个前提。前者指总量平衡，后者指结构平衡。而且马克思认为，供求平衡的关键，是结构而不是总量。总量平衡不等于结构平衡；结构失衡则总量一定失衡。这是说,直接从需求侧扩投资和消费，虽有助总量平衡但若不解决结构问题，最后总量不可能平衡。有前车之鉴。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曾大量举债扩需求，结果弄巧成拙，令经济陷入了“滞胀”。事实上，扩需求不仅
15、可从需求侧发力，也可从供给侧发力。早在19世纪初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原理（即“萨伊定律其论证逻辑是，当社会出现分工后，人们要通过交换互通有无。而从交换看，一个人卖自己的商品，目的是为了购买别人的商品。既然大家都为买而卖，有供给必有需求。换句话说，扩供给也就是扩需求。萨伊的论证，应当说是无懈可击，可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却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萨伊定律”四面楚歌，遭到了广泛批评和质疑。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掀起了一场对“萨伊定律”的革命。今天回头看，“萨伊定律”其实并无大错。要是说有错，那也是错在萨伊仅关注总量平衡而忽视了结构平衡。是的，若仅就总量而论，“供给创造需求
16、”的确是对的。但从结构看，若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比如人们卖出商品后在国内买不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他们就有可能转从境外购买。由于需求外溢，无疑会造成某时期国内需求不足。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推翻“萨伊定律”，若站在全球角度看，总供给仍然等于总需求。有学者说，“萨伊定律”在物物交换时代成立，货币出现后便不再成立。理由是有了货币作交换媒介，人们卖出商品后不一定马上购买，而是将货币用于储蓄，这样也会造成需求不足。骤然听似乎有理，然而深想却似是而非。请问：人们将货币存入银行，银行会否将存款贷出去？若银行将存款转化成贷款，总需求怎会不足呢？也许有人要问，既然“萨伊定律”没有错，可为何现实中会出现生产过剩？前面我说过，萨伊讲“供给创造需求”只是总量平衡，生产过剩虽表现为总量失衡，而深层则是结构失衡。“萨伊定律”之所以解释不了生产过剩，是因为萨伊将“结构平衡”假定成了既定的前提。这里要指出的是，“萨伊定律”虽未研究结构问题，但对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