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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学者论资本内容摘要：本文从资本与新技术、资本形态与结构、资本对分配的影响、资本垄断及无序扩张四个角度梳理了近年来国外学者针对资本问题的16篇研究成果。首先，本文概括了资本与技术创新间的相互作用。除新技术外，金融化、全球化、无形资产、国家与资本的关系的发展也为资本形态与结构带来新的变化。之后，文章梳理了国外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国际分配不平等的成因研究。最后，本文总结了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带来的严重后果。资本历来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国外学者主要从资本与新技术、资本形态与结构、资本对分配的影响、资本垄断及无序扩张等方面研究资本问题。一、关于资本与新技术资本为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2、提供资金和商业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反过来也给资本带来了巨大激励，引发了资本的寻租与投机行为。劳尔德尔加多怀斯、马特奥克罗萨尼尔：资本、科学与技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RaalDelgadoWiseandMateoCrossaNiell,“Capital,Science,Technology：TheDevelopmentofProductiveForcesinContemporaryCapitalism,MonthlyReview,Vol.72,No.2,2021)本文以马克思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为出发点，对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组织方式进行了
3、讨论。在马克思那里，一般智力是指一种由积累的知识和技术所创造的集体性、社会性智力。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一般智力采取了越来越复杂的模式。以硅谷帝国创新系统为例，作为全球创新结构的一个支点，硅谷在一般智力的组织架构下控制了不同国家大量智力工作者的科学和技术劳动，创造了一种新的、极端的不平等交换方式。通过这种交换方式，参与科技创新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形成和再生产成本从中心国家转移到外围和新兴国家。同时，垄断资本可以通过专利和司法制度获得垄断性的技术租金。本文认为，在当今时代，垄断资本不再是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进步因素，而是一个寄生实体，它本质上具有食利和投机功能。垄断资本的背后是一个有利于私人占有和
4、一般智力产品集中的制度框架。马修蒙塔尔班、文森特弗里甘特、伯纳德朱利安：作为资本主义新形式的平台经济：调节学派的视角(MatthieUMontalban,VincentFrigant,andBernardJullien,PlatformEconomyasaNewFormofCapitalism：ARegulationistResearchProgramme,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Vol.43,No.4,2019)随着优步等数字平台的发展，“平台经济”的概念得到日益普遍的应用。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正在促使资本主义发生转变，而这种经济形式的本质是什么仍然不得而知。本文
5、采用法国调节学派的方法，刻画了平台经济内在竞争形式的本质与转变。本文认为，平台经济的兴起内生于金融化了的积累体制，是这一积累体制出现危机的结果。本文发现：第一,从货币和金融体制来看，平台经济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因此在平台发展前期需要大量来自风险资本的资金。平台的发展战略就是吸引足够多的用户，获得垄断地位，进而上市变现，而风险资本的目标就是寻找新的“独角兽第二，从竞争形式来看，平台的出现威胁到了传统企业。平台相对于传统企业有一系列的优势：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外包变得更加容易；平台具有网络效应，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平台更容易雇佣低工资国家的工人；平台动员了用户，使用户为平台提供互补性服务；平台可以动
6、员用户所拥有的闲置资源，而闲置资源的租用以拍卖方式定价，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价格。第三，从劳资关系来看，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劳动的“优步化”，这是劳动弹性化和个人化的进一步发展。平台经济雇用了大量自由职业者，特别是低技能的自由职业者，以此把风险和成本转嫁到没有制度保护的劳动者身上。第四，从国家干预来看，平台经济的兴起意味着国家公共政策的“硅谷化”。所谓硅谷化就是硅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侵入到政治领域。硅谷的企业家们推动政府用他们的数字化办法解决传统的公共问题，而又不想让官僚体制对其施加任何监管。综上所述，一方面，在资本的支持下，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利用信息技术显著地提升了经济的运行效率。同时，资本构建
7、了庞大的全球化创新体系，整合了各国智力工作者的创新活动。但另一方面,少数大资本在推动创新及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同时，通过控制创新、逃避监管、干预政策制定等手段加强了垄断，并以此获取巨额收益。二、关于资本形态与结构的新变化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化、全球化、无形资产、国家与资本的关系等方面揭示资本形态与结构的新变化。迈克尔赫德森：金融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食利者的复兴与接管(MichaelHUdSOn,“FinanceCapitalismversusIndustrialCapitalism：TheRentierResurgenceandTakeover,ReviewofRadicalPolitical
8、Economics,Vol.53,No.4,2021)马克思及其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是清除封建主义的遗产，使地主、银行家和垄断者无法在不生产实际价值的情况下攫取经济租金。然而，工业资本主义的这一功能在今天越来越无法发挥作用了。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重新控制了政府,创造了新的租金经济。本文认为，这种后工业金融资本主义的目的与19世纪经济学家所了解的工业资本主义相反：后工业金融资本主义主要通过攫取经济租金而不是通过积累工业资本来寻求财富。今天的世界正在被一场关于它将拥有什么样的经济体系的经济战争所分裂。工业资本主义正在输掉这场斗争，而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成
9、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正如工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成为后封建地主制度和掠夺性银行的对立面一样。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伊万门迪塔穆诺兹：美国金融化的分水岭(CoStaSLapavitsasandIvanMendieta-Mnoz,TinancializationataWatershedintheUSA”,Competition&Change,Vol.22,No.5,2018)本文指出，在2007-2009年大衰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达到一个分水岭，其特点是金融利润增长停滞，金融部门和抵押贷款债务比例下降，公共债务比例上升。第一，金融利润自危机以来没有完全恢复。在过去10年中，美国银行的
10、盈利能力持续受到压力。第二，抵押贷款债务相对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自1980年代以来首次大幅下降，这一发展对金融体系具有潜在的重大影响。第三，美国政府向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支持，将名义利率降至零附近,并实施非常规的政策措施，同时向银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其结果是国家债务大幅增加，基本抵消了家庭债务的下降。此外，通过对美国金融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分析，本文提出这种结构性的突破可以追溯到大衰退时期。自1980年代初以来，美国家庭对正规金融体系的依赖首次出现了减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金融体系不再容易出现泡沫和不稳定，美国经济仍然处于复杂的金融化状态，而政府提供的流动性推动了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本文认
11、为，自大衰退以来,美国的金融化程度相对减弱。其未来的金融化道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国债和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特里斯坦奥弗雷、乔尔拉比诺维奇：金融化与离岸外包的联系和美国非金融企业的资本积累(TristanAuvrayandJoelRabinovich,“TheFinancialisation-OffshoringNexusandtheCapitalAccumulationofUSNon-financialFirms”,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Vol.43,No.5,2019)本文从金融化和全球化相关联的视角讨论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
12、，总投资水平下降和利润率高企一直是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趋势。这一现象在宏观层面上被解释为非投资的有效需求使利润得以实现，而在微观层面上则通常被认为是股东价值导向的结果。然而，这些解释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考虑到当今的企业资本积累是其未来盈利的前提条件，现有的低投资一高回报战略如何具有可持续性？本文认为，在过去几年中，使这种战略得以持续的条件之一是生产的离岸化。具体而言，金融化和离岸外包具有相关关系，两者都是非金融企业投资减少的决定因素，且金融化主要发生在容易进行离岸外包的行业当中。本文对行业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化及其与离岸外包的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在大型企业中；金融收益与资本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主要存在
13、于高离岸化行业的企业中，而低离岸行业的企业投资与其金融收益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上结果表明，企业更可能将非核心活动外包给外国企业，而核心活动更可能在国内进行生产转移。对那些以资本积累为代价进行金融收益分配的企业来说，分配给股东的收益实际上来源于全球价值链。厄兹居尔奥尔汉甘兹：无形资产在解释投资一利润之谜中的作用(0zgiirOrhangazi,TheRoleofIntangibleAssetsinExplainingtheInvestment-ProfitPuzzle”，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Vol.43,No.5,2019)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
14、性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较高，但资本积累率放缓，这说明投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出现弱化。现有的研究大多将金融化和全球化作为资本积累率放缓的原因，而本文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本文认为，在金融化和全球化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过去20年间非金融企业使用了越来越多的无形资产。品牌、商标、专利和版权等无形资产对投资和利润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原因是：无形资产的使用使企业增强了市场势力和盈利能力，同时不必相应增加固定资本投资。本文讨论了非金融企业使用无形资产的不同方式，并在美国大型企业的经验数据中发现：第一，无形资产与资本存量之比普遍提高；第二，在无形资产占比更高的行业中，投资与利润
15、之比更低，成本加成率和利润率更高；第三，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高科技和医疗行业的企业占比出现增长，但这一变化并未体现在投资份额之中。总体上，无形资产较少的企业，成本加成率更平稳，投资与利润之比更高；无形资产密集的行业，其利润率比其投资份额或资产份额增长更快。米兰巴比奇、哈维尔加西亚-贝尔纳多、埃尔克M海姆斯克：跨国资本的兴起：21世纪的国家引导型外国投资(MilanBabic,JavierGarcia-Bernardo,andEelkeM.Heemskerk,“TheRiseofTransnationalStateCapital：State-ledForeignInvestmenti
16、nthe21stCentury”,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Vol.27,No.3,2020)本文认为，由国家引导的跨国投资增多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全球政治经济现象。这些跨国投资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挑战了有关主权与国家权力的传统观点。本文发现,不同国家在对外投资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一些国家寻求扩大投资回报，从而采取了金融性投资战略；而另一些国家在对外投资中采取了控制性投资战略。国家主义经济体在国家引导的跨国投资中更倾向于采取控制性战略，而自由主义经济体则采取了金融性投资战略。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战略在全球政治经济中都广泛存在。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战略背后的动机截然不同：一些国家是为了增加其公民的未来收入而在全球经济中寻求利益；一些国家更强调由国家控制其国外资产，寻求在全球经济中打造标杆性企业；还有一些国家利用国家引导的跨国投资接触全球性领先工艺和技术，以使其经济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