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雄”曹操的真面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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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奸雄集的真面目磁县城(古磁州)津I时村营乡。讲就城乡O潘志发现地西*三ii址操范围安丰乡习文铁阳县路临为I漳县曹操墓地示意图安阳城(古相州)在“拥刘反普”正统思想的遮蔽下,曹操一直是京剧中的白脸奸臣、文学中的乱世奸雄。真实的曹操形象,却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下曹操在多数人心目中是一个奸雄”。学界虽然也曾出现过翻案的旋风,但终究不敌强大的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其实,立大节而不拘小节是曹操的立身标准,回归历史,也应该成为评价曹操的重要标尺。有时,历史涂满了刀光剑影的血腥,投映着成王败寇的阴影,英雄也不是无过的圣人。不能因为历史上的血腥和强权,就否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特殊的历史情境,以抽象的

2、道义标准否定历史人物的贡献。如果翻阅三国志曹操集,不仅能从中感受到曹操慷慨任气的诗人气质,更能感受他安邦定国的理想、远见卓识的睿智、推贤从善的精神和恤土爱民的情怀。天下归心曹操一生,戎马俊佬,亲冒矢石,九死一生,始终以“周公吐哺”的热忱,追求“天下归心”的政治向心力,以达到他所期望的太平盛世。“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对酒),即吏治清明,辅弼忠正,教化盛行,仓縻丰足。可以说,安邦定国是曹操矢志不渝的人生理想。曹操崛起于汉末动乱,他目睹董卓废除少帝,引起天下震动、军阀蜂起,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所以先后拒绝王

3、芬、许攸谋废灵帝以及袁绍、韩馥谋废献帝;后来他南征袁术,北击袁绍,又粉粹了二袁试图篡夺汉室、登基称帝的阴谋。这在天下分崩的态势下,对有效阻止国家的进步分裂,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曹操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虽然语气倨傲,却也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兴平二年(195年),长安大乱,天子东迁,兵败于曹阳,汉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也正是在这危急时刻,曹操进军击破汝南、颍川的黄巾军,迎天子于洛阳,挽救了汉王朝覆亡的命运。后来,又因洛阳残破,迁天子都于许昌,“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以说,在董卓乱政之后,是曹操将汉王朝从垂死的边缘拉回到正常

4、轨道,使几已丧失殆尽的国家制度和权力意志得到恢复。其后汉王朝又延续了二十五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曹操可谓居功至伟。从前多强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面,用“挟”字凸显曹操的政治野心,似乎迎天子都许昌,唯在获取压倒其他军阀的政治资源,完全忽略了此举对于国家统一的意义。建安十八年(213年),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将“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乂作为此又君之功也”,并称赞“君有定天下之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恐非仅仅是公文客套。后来,曹操北灭乌桓,南征荆州,兵平凉州,单于请和,不仅统一了北中国,而且平定了汉代以来一直棘手的北方边患。即使自己势力鼎盛、朝廷大权在握之时

5、,曹操也仍然坚持国家统一。他经常自比周公、齐桓,对他们始终如一地奉事周室赞赏不已,“周西伯昌,怀此圣德犹奉事殷,论叙其美丁齐桓之功,为霸之首正而不谪,其德传称”(短歌行二),所奉行的乃是“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让县自明本志令)的人生理想。毕生追求国家统一,虽统一之志不遂,令人扼腕叹息,然所开创的曹魏基业,则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制度上奠定了西晋统一的基础。命世之才曹操之所以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主要缘于他的远见卓识。每在历史处于转折的紧要关头,曹操都能以超越常人的睿智,洞察天下大势。东汉名臣桥玄谓之是能安天下的“命世之才”,以“月旦评”闻名的许劭亦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评之,语虽不

6、恭,也并未否定其雄杰的一面。其实,所谓“奸”,小则为狡,是乱世的生存智慧;大则为智,是隐蔽于政治背后的方略。历史证明,在汉末动乱中,曹操堪称扭转乾坤的人物。尤值一说的是,董卓乱政,关东举兵,推袁绍为盟主。然而,各路军阀各怀野心,造成“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蒿里行)的延宕局面。曹操劝袁绍“举义兵以诛暴乱”,为袁绍分析董卓的战略失误在于:不能以王室为核心凝聚向心力,不能依凭二周赖以存国的山川之险,反而“焚烧宫室,劫迁天子”,不仅造成天下动荡,更重要的是摧毁了天子偶像,丧失了士民依附皇权的政治凝聚力,从而自蹈险境,故可“一战而天下定”。然而,袁绍犹豫不决,丧失了绝佳的击败董卓的机会。如果历史可以

7、重来,袁绍听从曹操之计,汉末动乱未必会延续那么多年。这种从战略位置、政治资源、人心向背上,洞察天下大势,非常人可识之。从官渡之战对袁绍的分析,南征荆州对刘表的分析,“生子当如繇仲谋”的感慨,说明他对自己的对手也洞若观火,知己知彼。而曹操所实行的战时屯田政策,国家甫一小安就下令兴学、建立泮宫的教化之举等体国经野的高瞻远瞩,在三国诸雄中,也是无人能及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是曹操磊落胸襟的重要表现。其瘫露诗在追述汉亡的历史教训时说“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认为所任非人,是汉室式微的重要原因。所以曹操治理军政,非常重视用人。而且曹操用人,据其大节,不拘小谨,且持正公平,不因私废公。三国志魏

8、书郭嘉传记载:“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郭嘉是曹操重要谋士,曾在北征乌桓时建立奇功。郭嘉因为行为不检点而数次遭到陈群弹劾,曹操既推重郭嘉之坦然自若,又欣赏陈群之执法持正。尊重人才的个性,秉正法律的严明,是曹操用人和治政的一贯作风。他曾高调宣称:“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诸儿令)所以曹植私开司马门,曹操愤怒地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今“另吾异目视此儿矣”(曹植私出开司马门下令)。曹操求贤若渴,又不求全责备。他曾于建安十五(210年)、十九(214年)、二十二年(217年),分别三下求贤令,取士的标准是“有治国用兵之术

9、”,且勇于“进取”。不论出身,“明扬仄陋,唯才是举”;不论德行,不仅“被褐怀玉”者可用之,“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者亦可用之。我们对曹操的用人政策,曾产生诸多误解,认为唯有曹操取士重才轻德。其实,曹操“唯才是举”乃是鉴于“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的历史教训,汲取历代乱世帝王取士经验而作出的基本判断。稽之史实,前代乱世中的帝王、诸侯用人无不重才轻德,即使汉高祖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前人用而不言,唯有曹操开诚布公地颁布了一个取士“告示,这是其胆略过人处,也是其性格通脱处。而且曹操的这种取士制度,也只是“战时”的临时性政策。“治平尚德行,有事赏事功”(论吏士行能令),是曹操的基本

10、治政方略。即使在乱世,他也仍然实行德才并重的“双轨制”用人方针。他不仅推重卢植、杜畿等儒家典范人物,对“丧乱已来,风教凋薄”(为徐宣议陈矫下令)深怀忧虑,而且虚心接受部僚对其人才政策的批评。他对何夔注重名望、道德、伦理、忠直的取士标准深表同意,也推重毛圻注重清廉、正直、节操的取士观念,并感叹说:“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魏书毛班传)“双轨制”的用人制度,为治乱集聚了大批甘冒矢石、运筹帷蜴的军事人才,也为治平集聚了大批“儒通经术,吏达文法”(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文官人才。曹操不仅“唯才是举”,而且善于用才。从善如流,推功部僚,是曹操善于用才的两大标志。曹操曾下求言令,要求部

11、僚“月旦各言其失”“纸书函封”送呈之,以供采纳。曹操固然多谋善断,识见高远,战时善设奇兵,诡谴多变,然而千虑一失亦间或有之。所以,每次大战前夕,大都悉心听取谋士建议,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如迎天子都许昌的政治方略,官渡决战的历史转折,北征乌桓的统一大业,战时经济的屯田政策,都是接受了部僚建议而作出的英明决断。难能可贵的是,曹操不贪天之功为己有,也不讳言自己的失误与短视。所上奏表,多推功部僚,论功请赏。对自己决策的失误和部僚进谏的贡献,往往不避烦琐,详细阐释。如请增封荀戒表,陈述荀或所献二策对于决胜官渡之战、克平河北四州的决定性意义。以“众寡粮单”“臣粮亦尽”,突出荀戒的气魄和胆略;以“向使”“复

12、若”,假设如无荀底之策,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凸显荀或运筹帷幄的战略意义。尤其是起发臣心,革易愚虑”“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将自己识见之愚浅和荀或谋略之深远对比,特别令人动容。爱民恤士曹操深厚的人文情怀,尤其表现在爱民恤士的人本意识上。作为汉末统治者,要在天下大乱中恢复国家的基本职能,不得不采取冷酷的“申、商之法术”,不得不以铁腕重整社会秩序。然而,曹操的恤士爱民又使冷酷的法制浸染着温馨的生命温度,森严的秩序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战争与生命是二元悖论的存在。曹操既选择了战争,却又悲悯无数生命在战争中消逝。他曾充满深情地表达了这种无奈的选择,如建安十四年(209年)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曰:“自顷以来

13、,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这种无奈的选择所造成的生命凋零,让他悲怆不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所以,方面,他希望在戟争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减轻战士的兵役之苦,最大限度降低战争对社会的破坏。另一方面,战后又采取一切补救措施,或为阵亡将士无后者延续中国传统最重视的“香火”,使祭祀有人;或抚恤阵亡将士后代,使其生活有所依靠;或赈救鳏寡孤独、生活不可自理者。其拳拳爱民存下之心,恐非奸雄”所能为之。简言之,曹操不是完美的道德化身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卓越的体国经野的实践主义者。如果脱去道义绑架的思维桎梏,拨开文学虚构夸饰的迷雾,还原历史真实,这位在汉末乱世中扭转乾坤的英雄形象,就会卓然闪烁于历史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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