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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肾移植排斥反应临床诊疗指南尿毒症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最有效的治疗手段是肾移植。自从美国Murry1954年成功地进行了第1例临床肾移植以来,已有60余年的发展历程,全球有近百万尿毒症患者接受肾移植手术而获得第2次生命。随着肾移植的外科技术日臻成熟,组织配型技术的普遍开展、围手术期抗体诱导治疗和新型强效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急性排斥反应(acuterejection,AR)逐渐减少。尽管如此,排斥反应仍然是影响移植肾长期存活的首要独立危险因素,是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1、肾移植排斥反应的分类临床上根据排斥反应发生的时间分为4种类型:超急性排斥反应(hyperacuterejection,
2、HAR)x加速性排斥反应(acceleratedrejection,AAR)、AR和慢性排斥反应(ChroniCrejeCtion,CR)。近年来,随着排斥反应机制研究的日益深入,也可依据其发病机制分为细胞介导的(细胞性)排斥反应(CelI-mediatedrejection,CMR或cellularrejection)以及抗体介导的(体液性)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rejection,AMR或humoralrejection)两种类型。肾移植术后早期最常见的排斥反应是急性CMR,而影响移植肾近期和远期存活的主要是AMRo2、超急性排斥反应HAR是最剧烈且后果最严重的一类排
3、斥反应,由于当前组织配型技术的提高以及高效免疫抑制剂的日益普及,此类排斥反应已非常少见oHAR多为体内预存的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specificantibody,DSA)所致,未经特殊处理接受ABO血型不相容的供肾也是HAR发生的重要原因。其他重要的致敏因素包括多胎妊娠、反复输血、长期血液透析、再次移植、某次细菌或病毒感染致敏等。个别患者因血循环中存在红细胞冷凝集素,当移植肾循环恢复时,受者血液流入低温的肾小血管，可引起红细胞凝集现象,并很快阻塞肾微血管,出现类似HAR的病理改变。2.1 诊断临床表现:HAR多发生在移植后数分钟至数小时内,一般发生在24h内,也有个别延迟至48h。当供肾
4、重新恢复血供时,移植肾饱满,呈深红色,数分钟后,移植肾变为花斑色,体积增大,肾由色泽鲜红出现紫纹,进而呈暗红,乃至呈紫褐色并失去光泽,移植肾由饱胀变柔软,体积缩小;肾动脉搏动有力,而肾静脉塌陷,肾脏搏动消失,泌尿停止;少数可出现寒战、高热、高血压、无尿、精神差等危重症的表现。病理表现:HAR的靶细胞是内皮细胞。供者特异性抗体与受者肾脏内皮细胞表面抗原结合激活补体系统,破坏移植肾血管壁,造成内皮细胞损伤,血小板聚集,纤维素沉着和微血栓形成,使动脉、小动脉和肾小球发生纤维素样坏死。发生于手术台上的HAR根据其典型的临床表现诊断较易,在除外吻合口狭窄、血栓形成、血管扭曲等外科因素后,有时需要与肾动脉
5、痉挛造成的肾缺血和色泽改变相鉴别,后者经热敷、普鲁卡因（奴夫卡因）封闭等处理后多能好转,实在难以确诊时可行移植肾活检。对于延迟发生的HAR应需与其他原因造成的术后早期无尿的情况相鉴别,例如肾动脉、肾静脉血栓形成等血管性并发症、输尿管急性梗阻、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graftfunction,DGF)等。辅助检查首选彩色多普勒超声(彩超),可提示移植肾有无血栓和供血情况,以及有无尿路梗阻。DGF最常见的原因是急性肾小管坏死,在彩超上虽有时可见血流阻力指数(resistanceindex,RI)升高,但肾脏可见血流灌注,且临床上无HAR的全身和局部表现。2.2 预防HAR关键在于预防。
6、移植前常规进行交叉配型、补体依赖淋巴细胞毒性试验(ComPIement-dependentcytotoxicity,CDC)和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Ireactiveantibody,PRA)检测可有效地降低HAR的发生风险,虽不能完全杜绝,但对指导抗排斥反应治疗及长远的抗体清除非常必要。2.3 治疗迄今为止HAR尚无有效治疗方法,确诊后应尽早切除移植肾,防止其危及受者生命。2.4 速性排斥反应AAR多发生在移植术后25d,是介于HAR和AR之间的一种排斥反应。排斥反应程度剧烈,病程进展快产重时可致移植肾破裂出血,移植肾功能常迅速丧失。病因与HAR类似,多由体内预存或新产生的抗体所致。3.1
7、诊断临床表现:主要为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过程中突然出现少尿或无尿,体温上升,血压升高,移植肾肿胀、疼痛,并出现明显的血尿,原已下降的血清肌酎(SCr)水平又迅速升高,病情严重,进展迅速。病理表现:组织病理学主要呈血管性排斥反应,以小血管炎症和纤维素样坏死为特征。表现为血管壁内淋巴细胞浸润,血管内有纤维蛋白和血小板沉积,管腔内不同程度的血栓形成,小动脉中层纤维蛋白样坏死,肾实质不均匀梗死、出血。间质可有水肿以及不同数量的淋巴细胞浸润。免疫荧光检查动脉壁和毛细血管壁有IgM、IgG及C3和纤维黏连蛋白沉积,因为有体液性因素的参与,肾小管周毛细血管基底膜C4d沉积,且多提示预后不良。辅助检查:彩超是首
8、选的辅助检查手段,可提示移植肾血流灌注明显不足,RI升高(一般08),并可排除血管栓塞和急性肾后性梗阻等外科因素。但由于超声检查对机器的分辨率和操作者的熟练程度及经验依赖性较强,很难做到标准化;并且RI本身也相对缺乏特异性,如急性肾小管坏死、加速性排斥反应和肾后性梗阻都可造成Rl值的升高,故彩超检查并不建议作为确诊依据,最终确诊需行移植肾穿刺活检。同位素肾图(emissioncomputedtomography,ECT)检查:可见移植肾血供差,KA比值明显降低,排泄缓慢。3.2 预防与HAR的预防相同。3.3 治疗AAR治疗困难,因其发生在术后常规预防性激素冲击过程中或冲击后的,表明其对激素不
9、敏感,以往曾被称为“难治性或耐激素性排斥反应”,一旦明确诊断应尽早应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globulin,ATG)或抗人T细胞CD3鼠单抗(mousemonoclonalantibodyagainsthumanCD3antigen,OKT3)治疗,可联合应用X线照射移植肾或应用血浆置换和免疫吸附治疗。应用抗体治疗期间,需密切观察相关的不良反应,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过敏反应、严重骨髓抑制等,可在首次应用前给予小剂量激素和抗组胺类药物,以减少不良反应发生。同时应警惕冲击治疗后发生严重感染,如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和真菌感染。尽管经过抗体冲击
10、治疗,仍有部分病例不能逆转或挽救,需要综合评估继续冲击需要承担的致命感染风险,以决定是否停用免疫抑制剂,或切除移植肾。即使排斥反应得到控制，远期预后仍然不佳。4、急性排斥反应AR是最常见的排斥反应类型,由于各种新型免疫抑制剂的不断推出,AR的发生率进一步下降。合理的个体化免疫抑制方案可预防AR的发生,及时诊断和恰当治疗仍然是现阶段的重要课题。AR多数发生在移植后的前3个月内。各种原因导致的免疫抑制剂剂量不足是AR的常见原因,如免疫抑制剂突然减量或撤除,频繁呕吐、腹泻,短期内体质量明显增加等,早期发生的AR多数与钙神经蛋白抑制剂(CalCineUrininhibitor,CNI)类等免疫抑制剂未
11、达到目标浓度有关;此外,CMV感染等也会诱发ARo典型的AR在临床上为局部表现加上全身反应。局部表现为移植肾的肿胀、疼痛,或伴发血尿,全身反应为无特殊原因的尿量减少和体质量增加,突发的不可解释的血压升高,发热（低热为主）、乏力、关节疼痛等。查体可发现移植肾肿大、质地变硬,可有压痛。移植后远期（如5年、10年以上）受者也会发生AR,症状多不典型,如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可导致移植肾严重损害甚或失功。针对肾移植术后早期发生的AR,如何鉴别CMR和AMR对于指导治疗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移植肾穿刺活检是目前确诊AR的金标准。移植肾穿刺病理诊断分类标准采用的是国际统一的Banff标准,根据该标准现将急性
12、排斥反应分为CMR和AMR两大类（参见中国肾移植病理学诊断指南）。4.1 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CMR的本质就是在异抗原刺激下T细胞的活化、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的产生和致敏T细胞大量的克隆增殖。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TCMR）是早期移植肾失功的独立危险因素,可增加AMR发生风险,并影响受者预后。4.1.1 诊断急性CMR可分为间质性和血管性两种,一般应用光镜和免疫荧光染色（C4d等）加以诊断和鉴别。Banff病理学分级中将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按轻重程度分为3级（具体参见中国肾移植病理学诊断指南）4.1.2 治疗如果出现明显的重度急性排斥反应并伴有肾实质梗死以及动脉或小动脉的血
13、栓栓塞,受累的移植肾多数将在1年内丧失功能。在大多数临床中心,糖皮质激素冲击疗法仍是CMR的一线治疗方案;对激素难治性CMR,应尽早给予ATG治疗。4.2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随着对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的有效控制,以及对AMR发病机制及移植肾病理学特征研究的深入,AMR已成为排斥反应预防和诊治的核心内容。AMR是导致移植肾急性或慢性失功的重要原因,显著降低移植肾的近期和长期存活率。相对于CMR,肾移植术后AMR一般是由于受体体内抗供体HLA和(或)非HLA抗体而导致的。AMR的临床表现与CMR类似,且常常对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效果差,因而诊治困难,导致移植肾失功率增加,严重威胁受者及其移植肾的远期
14、存活率。因此，应高度重视肾移植术后AMR的诊治。4.2.1 诊断AMR的诊断可基于DSA阳性与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其重要标志是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PeritUbUIarCaPiHary,PTC)补体成分C4d的广泛沉积;C4d被覆在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和基底膜的胶原上,是AMR有关的补体激活的标志之一。因此,移植术后早期反应性抗体及DSA监测,联合活检组织C4d沉积,有助于及时确诊急性AMR。然而,仅凭C4d染色的诊断标准可能会漏诊部分AMRoC4d阴性的受者如果有较多的PTC浸润,可结合其他提示AMR的分子生物学指标（Clq、C3d）诊断排斥反应。此外,系统生物学（转录组学、蛋白组
15、学、代谢组学）、血尿细胞因子检测和影像学技术在AMR的诊断已显示出了非常宽广的应用前景。现代影像学技术作为一项无创性的检查手段能够评估肾移植术后AR发生时肾内的氧合情况,目前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成像（blood-C）Xygen-IeVeI-dependentMRLBOLD-MRl）已成为功能磁共振成像中的主流方法,而超声造影技术的诊断价值也在临床研究中为临床医师提供了新的诊断思路和方法。研究表明,分子分型有助于识别移植肾失功风险高的受者,可纳入AMR的诊断标准;此外,微小核糖核酸（microribonucleicacid,miRNA）亦对AMR诊断有一定价值。4.2.2 预防已知AMR反应主
16、要由针对DSA所介导,因此有效预防和抑制DSA的产生是减少AMR的关键。术前重视供受者HLA配型:按交叉反应或氨基酸残基配型策略选择可接受性错配抗原和（或）错配抗原较少的供体,可有效预防DSA的产生。脱敏预防:肾移植受者常处于高免疫状态,血清中DSA阳性,对其中补体依赖微量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ComPlement-dependentcytotoxicCro$SmatCh,XM-CDC）阳性受者进行脱敏治疗。静脉滴注人源性CD20单克隆抗体,抑制体内B淋巴细胞的活性;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immunoglobulin,IVIG)或进行免疫吸附与血浆置换治疗,清除体内产生的DSA,减轻AMR对移植物的损害。静脉输注免疫球蛋白的作用有:中和DSA;抗独特型抗体活性;(3)通过结合C3b与C4b抑制补体活性;(4)通过结合免疫球蛋白G受体(FCreceptor)抑制巨噬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