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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萨斯基娅萨森P19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塑造了城市的生活。这本书研究的就是当前这种关系的变化。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活动组织就进入了明显的变革时期，表现在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而且不同地区呈现出特定的形式。现在，某些变化已被人们所熟悉，如曾经强大一时的美国、英国工业中心的瓦解，日本近来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加速；金融业快速的国际化形成了全球交易的网络。所有这些变革都改变了城市与国际经济的关系。二战后的几十年，形成了新的以美国主宰世界经济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关系；还有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了全球贸易的准则。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支撑这种国际
2、政治关系的条件开始瓦解，从而给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大银行带来了可乘之机。在这一变动时期，这些公司总部在很大程度上管理了国际经济秩序。但到了80年代早期，美国跨国公司面临着巨大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同时由于外国的竞争，美国工业企业经历了市场份额的严重丧失。然而世界经济并没有就此分崩离析。全球经济的地域分布及构成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复杂的两重性：-一种空间分散但全球一体组织的经济活动。本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经济活动空间分散于全球一体化的组合，赋予主要城市一个新的战略角色。这些城市除了具有作为国际贸易和银行业中心的悠久历史之外，现在还起着四方面的作用：一、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二、金融机构和专业服
3、务公司的主要集聚地，其已经代替了制造生产部门而成为主导经济部门；三、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四、作为一个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这些城市功能的变化，对国际经济行为和城市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城市高度控制着丰富的资源,金融和服务行业重塑了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的城市，即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冬季、法兰克福和巴黎。这本书主要研究前三个全球城市。正如我所要说的，这三座城市在经济基础、空间组织和社会结构三个方面都经历了巨大而又相似的变革。但是，这种相似的发展却是一个谜。纽约、伦敦和东京有这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为什么它们都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经历了相似的转变？在
4、我的研究中，虽然没有更广泛地对巴黎、法兰克福、香港和圣保罗等城市如何有相似的变化进行详细考察，但其对这一理论框架构建是十分重要的。要理解不同城市却有相似变化这个谜，不是简单地对纽约、伦敦、东京这些城市进行逐个比较，还要把它们放在全球发展体系中加以研究。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些城市拥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却经历了类似的社会和经济变迁，我们就需要研究世界经济变革。然而，如果全球城市这个名词只仅仅表示为全球经济运行的产物，那么它就有简化性和误导性。这些城市具有特殊的空间、内部动力和社会结构，我们只有通过分析为什么世界经济的关键性组织机构必须集中于这些城市，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经济秩序。今天这些城市在世界经
5、济中的地位，与其在历史上曾作为金融和贸易中心有什么区别？马克思韦伯曾分析过中世纪在汉萨同盟下的城市，认为它们之间的交易是剩余产品的交换。在他看来，中世纪的一个城市从与外部交易中退出后，尽管其交易规模是缩小了，但仍可以继续自给自足。作为一个现代全球城市，与韦伯所理解的汉萨同盟下自给自足的地区间交易根本不同。本书的第一个理论创新就在于，目前经济活动的区域分散带来了强化中心控制与管理的必要性。换言之，从原则上来说，近几年经济活动在地区上的分散化，应伴随着所有权及利润分配的相应分散化，应伴随着所有权及利润分配的相应分散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大公司与小企业订立的转包合同增加了，并且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
6、许多国有企业也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最终也不过是产业链中的一部分。甚至连偏僻农村地区的家庭工业生产者，现在也成为这一产业链中的一部分。跨国公司继续控制着大量的最终产品，并从其在世界市场的销售中获取利润。金融业的国际化和扩展刺激了许多较小规模的金融市场发展，这种发展满足了全球工业扩张的需要。但是,金融业的高层控制与管理却集中在少数主要的金融中心，尤其是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和巴黎。这些城市在金融交易中所占的份额与其自身需求是不合比例的。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其份额就己快速增长。这里存在的基本动力是：经济越是全球化，中心功能在少数几个城市（即全球城市）集聚的程度越高。这些城市商务区的明显高
7、度密集，就是这一逻辑推论的一个空间体现。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全球通讯技术的进步，使人口与资源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化，因而密集化和集中化已变得过时了。这种观点是缺乏说服力。我认为，正是由于通讯技术促进了地区分散化，才使某些中心化活动的集中得以迅速发展。这不只是旧的集中形式的一个延续，其有着一种新的逻辑。按韦伯的话说，这是一个新的协调系统，其强调的是国际经济秩序中特定地理空间控制点的发展。本书的另一个主要理论，是强调这种经济增长对这些城市内部的经济秩序的影响。要理解这种新的城市秩序，就要抛开韦伯的协调观点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观点。如同韦伯一样，贝尔认为，社会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演变越是深
8、化,社会秩序的尖端就越融于纯粹的管理过程,其管理内容就变得次要了。然而，全球城市不仅仅是协调过程的节点，而且还是特殊的生产基地。因为：（1）它们是专业化服务的供给基地。这种专业化服务是复杂的组织机构用来管理地域分散的工厂，办公室和服务代销商等网络所必需的；（2）金融创新产品和市场要素的生产基地，这些对于金融产业的国际化和扩张都是至关重要的。要了解全球城市的构架，我们必需超越一般的制造生产与服务之间相对分裂的概念。全球城市所产生的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融产品。像会计、中介、咨询之类高水平的商务服务，一般不会被当作生产过程来分析，而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高等科学知识的产物。我要挑战这种观点。另外，运用生
9、产者服务的新理论,我将检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全球城市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实创造这些服务的最高级的生产场所。另一个分析的方法是超越现有的城市研究中的金融产业理论，探讨全球城市的特征是如何通过金融产业组织的显现而形成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十年中,金融创新产品的加速发展以及大量规模相对较小的金融机构所具有的全新意义，都使市场对金融产业具有了全新或更多的作用，即市场承担了新的战略和日常经济职能。而在以前，大的跨国银行主宰者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使金融市场在全球经济中呈现出新的形态。纽约、伦敦和东京成为了金融工具的生产基地，同时也是这些金融产品的集中市场。贯穿于各种活动，并
10、促使我分析全球城市在经济中的地位的主要动因是，全球城市有能力进行全球控制。出于对服务和金融创新产品生产的关注，我试图把注意力从一些熟悉的问题中转移出来，包括大公司操纵政府和经济的权力，或者通过连锁董事会或连锁组织而形成超公司的集中权力，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所想关注的是那些尚不被注意的方面，即那些被认为是全球控制的实际操作：创造或再造金融业全球生产系统和全球市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我的侧重点不是权力，而是生产：那些构成全球控制能力的投入品的生产，以及生产所需的工作。大公司的力量，不足以解释全球控制能力。显然，政府也面着日趋复杂的环境，要适应环境就要有高度复杂的体系来进行管理和控制。而且，高度专业
11、化及使用这些专业化的需求不断增长，为一个独立产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现在，小公司也能购买全球性的服务，如管理咨询和国际法律服务。世界各国政府及企业,也同样如此。而大公司无疑是引导这种全球性服务能力培养的主要代理商，也是主要的受益者，但不是唯一的使用者。同样具有误导性的，是只关注跨国银行。直到1982年底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大的跨国银行无论是从公司交易的数量上或是质量上都主导着金融市场。1982年以后，这种垄断局面受到其他金融机构及金融创新产品的挑战。这导致了金融业内部主要构成的改变,金融机构大量产生，以及金融市场的加速国际化,而不只是少数银行。1982年债务危机以后，全球大量分散的市场整合成一个
12、全球系统的发展趋势，培育了这个金融行业的成长，同时也创造了再少数主要金融中心集中的新形式。所以对金融业来说，仅仅关注跨国银行，会忽视对那些呈现新增长和生产创新产品的部门的关注；会遗漏对80年代以来构成金融业的各类活动、企业和市场的考察。因此，有很多理由来关注对市场和生产基地的研究，而不是对大企业和大银行的研究。而大多数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则把重点放在大企业和跨国银行上。继续关注企业和银行，意味着把注意力局限于其形式上的能力，不去考察企业外部各类经济活动，而这对于其能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必要的。从金融业来讲，对大的跨国银行的关注，将会忽视对这个行业中新生力量的发掘和运用。最后，只关注企业和银行，
13、还会忽视这些城市活动所带来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空间影响的问题。这是本书的重点，也是我下面主要讨论的问题。本书探讨的第三个议题是，每一个国家的城市体系发展的后果以及全球城市与其所在国家之间的关系。当少数主要城市成为新的全球控制能力的生产基地时,大量的其他主要城市由于制造业生产的分散化，丧失了其作为主要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中心的地位。像底特律、利物浦、曼切斯特以及名古屋和大阪之类的城市，都在国内和国际的层面上受到其主要产业分散化的影响。根据前面提到的第一个假设，这样的过程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这个行业为运营全球生产过程和全球的投入产出市场提供了专门的产品。这些服务业，如国际法律、会计服务、管理咨询和财务服
14、务等，高度集中于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城市。我们需要知道，这种变革如何改变了全球城市与其国家中曾经是重要工业中心城市之间的关系。全球化引发了三角关系吗？例如，纽约如今在底特律的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然而在以前，当底特律作为汽车城市提供大部分工作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又如，对于日本，我们就要问，丰田汽车城（名古屋）的生产逐渐转移到离岸地区（泰国、韩国及美国），与丰田公司在东京第一次建立总部之间是否存在什么联系。同样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像是芝加哥、大阪和曼切斯特这样曾是世界上主流的制造中心的城市，它们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如何。芝加哥和大阪依靠其生产行业仍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那么我们就像知道它们是否因在
15、全球市场工业上的地位下降而失去了这些功能的根基，或者它们同样也转移到加强服务功能上来了。例如芝加哥是巨大的工农业区域经济中心，那么区域经济系统的衰弱是否会影响到芝加哥？在所有这些问题中，了解国际服务和金融体系中发展该由哪个城市来承担是很重要的。工厂、办公室和服务点逐渐分散化，这就需要对此进行管理的公司组织，因此中心功能就扩大了。这样的趋势将为区域次中心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它们同纽约、伦敦和东京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一样，只是规模小一点而已。纽约、伦敦、东京的发展，在大多程度上被那些处于城市等级较低位置的小城市所模仿，这个问题虽未解决，但却很重要。新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国家与全球城
16、市的关系。城市与国家的关系一直是本书关注的主题，这是我所探讨的经济变化的政治层面。我认为自80年代以来，国家的发展与全球城市的发展类型之间，可能存在系统的不连续性。这些城市形成了一个体系，而不是简单的互相竞争。促进全球城市发展的因素，不一定有助于国家的发展。例如：在80年代，一方面，全球城市在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政府陷入赤字及这些国家主要工业中心衰退，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系统联系吗？本书关注的第四个即最后一个议题是，新的发展形式和条件对全球城市社会秩序的影响。已经有很多文献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充满活力且高速发展的制造业部门所产生的影响，即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减少了不平等性以及促使了中层阶级形成。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服务经济的社会学。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指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将带来受过高等教育员工人数的增加，以及劳动力与社会平等问题之间更合理的关系。有人可能争辩说，任何代表后工业经济的城市确实包含一些主导部门，就像纽约、伦敦和东京那样。
